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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的台北，湿冷的冬雨已经连着下了半个月。
迪化街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黑，踩上去黏腻湿滑。林默涵裹紧藏青色呢子大衣的领口，将半张脸埋在竖起的衣领里，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眉眼。他左手拎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两斤刚称好的桂圆干，右手插在口袋里，指节微微发白——那里攥着一枚黄铜弹壳，是老赵牺牲前塞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
三天前，苏曼卿在台北车站身中三枪，倒在血泊里时还笑着对他说“告诉大陆，台湾的春天也会开花”。两天前，陈明月在医院被捕，他在监狱外的榕树下站了整整一夜，看着审讯室的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也没等到那盏灯彻底熄灭。
现在，他必须活下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把“台风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带回去。
他拐进一条窄巷，巷口挂着“陈记颜料行”的招牌，字迹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这是他逃到台北后启用的第三个备用身份——陈文彬，嘉义来的颜料商人，寡言少语，常年咳嗽，右腿有点跛。他推开店门，铜铃发出沉闷的响声，一股混合着颜料、樟脑丸和潮湿木头的气味扑面而来。
“老板，买点朱砂？”
柜台后，一个戴着老花镜的伙计抬起头，是“青松”安排的人，叫阿炳，是个聋哑人，只负责看店。林默涵摇摇头，用沙哑的嗓音说：“我找老主顾，赊两盒靛蓝。”
阿炳点点头，转身从货架底层抽出个木匣子，里面压着张字条：“今晚八点，龙山寺后墙，带‘货’来换‘药’。”
林默涵将字条揉成一团，塞进嘴里咽下。他需要一批新的证件，新的身份，以及——一条离开台湾的路。
傍晚时分，雨势稍歇。他换了身灰色长衫，戴了副黑框眼镜，遮住了眉眼间的锐利，看起来像个落魄的教书先生。他沿着淡水河岸慢慢走着，河水浑浊，裹挟着枯枝败叶奔涌向前。远处，美军顾问团的吉普车呼啸而过，车上的美国大兵冲着路边的摊贩吹口哨，几个穿着旗袍的女人扭着腰肢躲闪，笑声尖利刺耳。
这就是1955年的台北，表面上是“反攻大陆”的喧嚣，骨子里却是白色恐怖的肃杀。街头巷尾贴满了“海燕通缉令”，那张用炭笔画的肖像虽然粗糙，但那双眼睛——林默涵在路过时瞥了一眼，只一眼，便觉得那画上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自己。
悬赏五万银元。够买下半条迪化街了。
他转身走进一条更窄的巷子，这里是台北的老城区，房屋低矮拥挤，电线像蜘蛛网一样交错。他在一扇斑驳的木门前停下，敲了三下，停两秒，再敲一下。门开了条缝，露出半张布满皱纹的脸——是“青松”，组织安排在台中的接应人，真实姓名无人知晓，只知道他以前是印刷厂的排字工，能把情报藏在铅字里。
“进来说。”青松的声音像砂纸摩擦木板。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煤油灯在桌上摇曳。林默涵刚坐下，青松就推过来一个油纸包：“这是你要的证件，香港来的‘客商’陈维周，通行证盖了基隆港的戳。还有这个——”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张照片，放在灯下，“魏正宏的人在查这个。”
林默涵低头看去，心脏猛地一缩。
照片上是他，不，是“沈墨”，穿着西装，站在高雄港的码头边，手里举着个牙膏管，正笑着和海关的人说话。背景里，几艘军舰的桅杆隐约可见。照片边缘有磨损的痕迹，显然被人反复摩挲过。
“这是……”
“张启明认出你了。”青松的声音很平，却像重锤砸在林默涵心上，“他在西门町看见你，虽然你化了妆，但他记得你的眼睛。他跟了三条街，直到你进了颜料行。魏正宏已经下了死命令，全台北搜捕‘戴金丝眼镜的商人’。”
林默涵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张启明，那个被他策反的左营海军基地文书，那个为了给母亲治病而勒索军需官、最终叛变的懦夫。他早该想到，这个人会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还有更麻烦的。”青松又推过来一张纸，是份旧档案的复印件，纸张发黄，字迹有些模糊，“魏正宏翻出了1947年的旧案。你当年在南京用的化名是‘李涛’，被捕过一次，因为证据不足放了。但他记下了你的笔迹——你在审讯室里写过一份自白书，虽然内容是假的，但笔迹鉴定科的人说，和现在‘沈墨’的贸易单据上的字迹，相似度超过百分之八十。”
林默涵的手指微微颤抖。他想起来了，1947年的南京，梅园新村附近的那间小阁楼，他化名李涛，负责传递国共和谈期间的情报。被捕是因为交通员叛变，他在监狱里关了七天，受尽酷刑，却始终咬死自己是《中央日报》的实习记者。最后因为组织及时销毁了证据，加上他伪造的身份天衣无缝，才被释放。
他以为那段历史已经彻底埋葬。没想到，八年后，魏正宏竟从故纸堆里翻出了这根刺。
“他现在确信，‘沈墨’就是‘李涛’，也就是‘海燕’。”青松指着照片上的牙膏管，“他怀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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