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得不像是要去赴一场要命的约，倒像是要出门赴一场寻常的饭局。但她注意到他的左手在剪头发的时候有一个极短暂的停顿——他的目光落在了桌上那个倒扣的相框上。相框里是女儿的照片，她只有六岁，扎着两个小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像是在叫他回家。
那个停顿不到一秒，但苏曼卿看到了。
“你看她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她说，声音很轻，没有责备的意思。
林默涵的手继续动起来，剪刀咔嚓咔嚓地剪着头发。他没有回答，但镜子里他的眼睑微微垂了一下，那个动作比任何回答都更诚实。
“等这一仗打完。”他说了半句，没有说下去。这种句式苏曼卿听过太多遍了，从老赵嘴里听过，从自己的丈夫嘴里听过，从每一个走上这条路的战友嘴里听过。等这一仗打完——这句话像是一根悬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永远在前面晃，永远吃不到嘴里。说的人未必真的相信，但他们必须说，因为不说的话，人会撑不住。
“别说了。”苏曼卿打断他，语气干脆利落，“先把眼前的事办好。陈明月还躺在草寮里等你回去，你女儿的照片还扣在桌上。你要让她等多久？”
林默涵的手终于停了一下。然后他把剪刀放下，拿起那管肉色油彩，开始遮盖眉骨上的痣。
“不会太久。”他说。
傍晚六点，蓬莱阁酒楼门口张灯结彩。大稻埕商会的红条幅挂在骑楼下，被梅雨淋湿了边角，红颜色洇开了一小片，看起来倒像是故意做的旧。酒楼门口的伙计穿着对襟衫，撑着油布伞，把一辆辆黄包车上的客人接下来，笑脸迎进去。
林默涵从黄包车上下来的时候，雨正好停了一小会儿。天上还是灰蒙蒙的，但空气里那股黏糊糊的潮气散了不少。他穿着深灰色西装，打着一条暗红色领带，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发型从平时的三七分换成了斜背头，整个人看起来和“陈文彬”判若两人——但又不是完全不像，更像是陈文彬的某个远房亲戚，眉眼相似，气质却迥然不同。
他在门口签了到，和商会会长寒暄了两句。会长姓周，是个六十出头的胖老头，做茶叶生意起家，在台北商界很有面子。他拉着林默涵的手跟周围几个熟客介绍——“这位是陈老板，做颜料生意的，咱们大稻埕的颜料行，就数他家的货最正。”
林默涵端起酒杯，和周围的人一一碰杯。他的目光在扫过大厅的时候，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停了一瞬。那桌坐着两个人，穿的是便装，但坐姿出卖了他们——脊背挺得太直，眼神太警觉，桌上的筷子摆得整整齐齐像是从没用过。不是来吃饭的，是来盯人的。
调查局的人。魏正宏借来的鹰犬。
林默涵收回目光，继续和周围的商人们寒暄。他故意在周会长身边多站了五分钟，让大厅里所有人都看见“陈文彬”今晚确实出席了酒会。然后他看了一眼手表，跟周会长告了个罪，说颜料行今晚有一批货要到码头，得先走一步。周会长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陈老板忙，下次再喝。”
他从大厅出来，没有走正门，而是拐进了通往厨房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小铁门，通向酒楼后面的垃圾堆放点，再穿过一条窄巷子就是永乐市场的后门。这条路线他在来之前走了两遍，每一个拐角、每一级台阶都记在脑子里。
铁门推开，巷子里很黑，只有远处市场门口的摊贩亮着几盏煤油灯。他贴着墙根走了三步，忽然停住了。
巷子口站着一个人。
不是苏曼卿。
是个男人，高高瘦瘦的，穿着一件深色的中山装，背着手站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像一根钉在墙上的铁钉。
“陈老板，这是要赶着去哪？”声音很平，带着一股子让人不舒服的客气。
林默涵没有动。他慢慢地抬起眼，透过平光眼镜的镜片，看清了那张脸——五十岁上下，颧骨很高，两颊瘦削，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他站在那里，脊背挺得笔直，右手从背后慢慢转到前面来，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
魏正宏。
“魏处长。”林默涵说。这三个字说出口的时候，他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心跳也没有加快。在那一瞬间他想到的竟然是江一苇——江一苇此刻就在楼上，坐在酒会的主桌旁边，以机要秘书的身份陪在台北站顾站长身边，替他挡酒。如果魏正宏在这里动手，江一苇的身份就会暴露。不能让他暴露。不能在这里动手。
“你认识我？”魏正宏往前走了两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不足三尺。巷子里的煤油灯光从远处照过来，在两个人中间投下一条长长的暗影。
“军情局魏处长，大名鼎鼎。”林默涵微微欠身，做出一个标准的商人行礼的姿势，“在下陈文彬，做颜料生意的。不知魏处长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魏正宏把玩着手里的烟，目光从林默涵的头顶扫到脚尖，又从脚尖扫回头顶，那个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人，倒像是在翻阅一份档案，“我只是好奇——大稻埕的陈老板，为什么放着正门不走，要从后门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