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雨里，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葛维周的，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拿到了。”
第二个是打给花絮倩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那头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像是刚睡醒。
“花老板，”买家峻说，“云顶阁的监控，你说有办法弄到的。现在我要了。”
花絮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一声。那声笑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像是嘲讽，又像是自怜。
“买家峻，你知道云顶阁的监控录像里有什么吗？”
“我猜得到。”
“你猜到的是三分之一。”花絮倩说，“还有三分之二，你看了会睡不着觉。”
“我本来就睡不着。”
挂了电话，买家峻抬头看了一眼天。雨云压得很低，把整个沪杭新城罩得严严实实的。远处的市委大楼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个蹲伏在灰色天际线上的巨兽，沉默地注视着脚下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人。
他忽然想起常军仁说的那句话——“他怕的不是自己，是他手下那些人。”组织部长守着一个柜子守了三年，柜子里装的不是秘密，是三十二条人命。这些人命要是被翻出来，有人会丢官，有人会坐牢，有人会倾家荡产。而这一切的起点，竟然是一个卖煎饼果子的老头都不知道的、在城西老小区里择韭菜的瘦高个儿。
手机响了。是韦伯仁。
买家峻盯着屏幕上的名字看了五秒钟，然后接起来。韦伯仁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带着一种刻意的亲近：“买书记，您在哪里？有个事情我想当面跟您汇报一下，很急。”
“什么事？”
“关于解秘书长——”
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像是韦伯仁捂住了话筒在跟旁边的人说话，声音断断续续的，隐约能听到“督导组”、“昨晚”、“名单”几个词。然后韦伯仁的声音又回来了，压得比刚才更低：“电话里不方便说。我们能见一面吗？就现在。”
常军仁的话在买家峻脑海里回响——“他明天就会知道。知道了以后，他会做出选择。”
这么快。
“可以。”买家峻说，“一个小时后，在市委旁边的老茶馆，你知道那个地方。”
“知道知道，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买家峻没有马上去。他在雨里又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个卖煎饼果子的老头收摊。老头把大红伞折起来，把炉子推走，地上留了一小片干爽的印子，像这座湿漉漉的城市里唯一一处没被雨淋到的地方。
然后他想起了第一次来沪杭新城的那天。
那天也是个阴天。他坐在车里，窗外是连绵不断的工地，塔吊林立，水泥罐车来来往往。司机说，买书记，您看咱们新城发展得多快。他说是啊，发展得真快。那时候他没说的是——发展得太快了，快得让人看不清脚下的路。
现在他看清了。脚下的路全是坑，坑里全是人。有的人掉进去就再也没爬出来，有的人爬出来了，满身泥泞，再也洗不干净。
但至少还有像常军仁这样的人。守着死档案，择着活韭菜，在一个老小区的旧客厅里，把一桩天大的秘密压了三年。然后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早晨，把它交给了一个他认识不过三个月的年轻人。
买家峻把档案袋揣进外套里，裹紧了衣领，大步走进了雨中。
茶馆在一条小巷子里，门脸很小，招牌上的漆都掉了。里面只有三张桌子，靠窗的那张坐着一个穿深蓝色夹克的男人，面前放着一壶茶，两个杯子。男人看见买家峻进来，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嘴角扯出一个笑容——那笑容很用力，用力得有些过分。
“买书记，您来了。”
买家峻坐下，没碰茶杯。
“韦秘书，”他说，“你找我来，是想告诉我昨晚的事？”
韦伯仁的脸色变了一下。只是一瞬间，像湖面被风吹皱，然后又迅速恢复了平静——但那一瞬间的波动，买家峻看得清清楚楚。
“您都知道了。”韦伯仁说，声音干涩。
“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买家峻看着他，“你不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我。我知道的，你也可以告诉我。”
“然后在你说完之前，我当你还是个人。”
韦伯仁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紧了。攥得很紧，指节发白。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慢慢松开了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凉的，他像是没尝出来。
“解秘书长昨晚找了四个人。”韦伯仁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除了我，还有常军仁，还有两个——一个是招商局的副局长，一个是督查室的主任。”
“说了什么？”
“他说督导组待不长。他说省里有人已经在做工作了，最多一个月，督导组就会撤。撤了以后，之前查过的事全部翻篇。配合调查的人，一个都不会有好下场。”
买家峻没有接话。
“他还说——”韦伯仁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他说你是个外来户。沪杭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