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头指示。没有任何书面记录。”韦伯仁苦笑了一下，“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该走的程序他一个都不少，但关键节点全是口头指示，不留痕迹。出了事是我审核不严，没出事是他领导有方。我在他手下干了十一年，这种事见得太多了。”
买家峻看着他，一字一句地问道：“那你愿不愿意，把这些‘口头指示’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写下来？”
韦伯仁捧着茶杯的手猛地一抖，茶水溅出来，洒在他手背上。他没有擦，只是死死地盯着买家峻，像是在确认这句话是不是他听错了。
“买书记，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您知道我在秘书处干了十一年，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位置——”
“知道。”
“您知道如果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我不仅是得罪了解宝华，我是把整个秘书系统的人都得罪了。以后谁还敢用我？我还能在体制内待下去吗？”
买家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韦伯仁面前的茶几上。
那是一份处分决定书的草稿，上面写着韦伯仁的名字。
“这是今天下午组织部送过来的文件，还没有正式生效。”买家峻的声音很平静，“你在安置房项目上的审批责任，已经被记录在案。按照目前的调查进度，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说明真相，这个责任会全部落在你一个人头上。你猜，解宝华会不会替你说话？”
韦伯仁盯着那份文件，脸色一点一点地变白。
“他不会。”买家峻替他说出了答案，“他现在自身难保，更不会为了一个秘书去得罪整个常委会。你在他眼里，不是人，是棋子。棋子用完了，就该丢掉了。”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嘀嗒声。
韦伯仁忽然笑了起来。那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绝望到了极点之后，反而豁出去的笑。
“买书记，我干了十一年秘书，见过无数人跟我谈话。您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自己还有救的人。”
他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茶，一口喝干，然后把茶杯重重地搁在茶几上。
“拿笔来。”
买家峻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黑色签字笔，递给韦伯仁。韦伯仁接过笔，在茶几前蹲下来，就着那份处分决定书草稿的背面，开始写字。
他的字写得很快，像是这些话在他心里憋了太久太久，一旦找到出口就再也止不住。密密麻麻的字迹一行一行地铺满了纸张的背面，写满了就翻过来写正面，正面写满了又从买家峻手里接过新的纸张继续写。他一共写了四页纸，写了十一年来他经手过的每一笔违规审批、每一次口头指示、每一个被解宝华挡回去的调查。
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那种被当了十一年棋子、到头来还要被当成弃子的愤怒。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往茶几上一拍，抬起头来，眼眶通红。
“买书记，这里面写的每一件事，我都愿意负法律责任。”
买家峻拿起那几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字迹潦草，有些地方甚至因为手抖而模糊不清，但内容翔实，时间、地点、人物、金额，一条一条清清楚楚。这些内容如果能被核实，不仅能佐证花絮倩的证词，还能把解宝华直接钉死在违纪违法的事实上。
“韦秘书，”买家峻将纸张折好，放进公文包，然后伸出手来，“谢谢。”
韦伯仁握住他的手，用力晃了两下，没说话。他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转身走向门口。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脚步。
“买书记，有件事我想提醒您。”
“你说。”
“孙立诚那个人，”韦伯仁的声音压得极低，“他确实跟解宝华是老乡，但您可能不知道——三年前省里查的那桩土地出让案，幕后推手就是孙立诚的前妻的弟弟。那桩案子，是解宝华帮他压下去的。”
说完这句话，他推开门，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买家峻站在办公室里，回味着韦伯仁最后那句话。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远处“云顶阁”酒店的黑影像一头蛰伏的巨兽。
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那边接通了，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几分倦意和警觉。
“喂？”
“花老板，”买家峻的声音很低，“我是买家峻。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电话那头的花絮倩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轻轻笑了一声，笑声里带着一丝说不清是嘲讽还是欣慰的意味。
“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
“我从来没忘过你。”买家峻说，“明天上午开专题会。你能来吗？”
“检察院说我目前不能离开住所。”
“那我派人去接你。”
花絮倩又沉默了一会儿。这一次的沉默更久，久到买家峻以为她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