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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农历八月初九，沪上。
秋老虎的余威还未散尽，法租界霞飞路上梧桐叶子被晒得打了卷，柏油路面软塌塌的，踩上去微微粘鞋底。贝贝从“锦绣阁“绣坊后门出来，手里提着一只竹编小篮，里面装着几卷丝线、两方绷架和半块冷硬的烧饼。她今天没吃早饭——不是没有，是绣坊老板娘周氏克扣了学徒的伙食，说她前天绣坏了一朵牡丹的花瓣，扣了半天的饭钱。
贝贝低头咬了一口烧饼，粗粝的面粉刮过喉咙，噎得她皱了皱眉。她用手背擦了擦嘴角，抬头看了看天。
霞飞路往东走三个路口，就是外滩方向。她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汇丰洋行“后面的货栈——昨天有个英国商人来绣坊订了一批手帕，要她今天把样品送过去。周氏本来不想让她去，说学徒不能单独见洋人，但那个英国商人指名要见绣工本人，周氏这才勉强答应，还特意嘱咐她“见了洋人少说话，多赔笑，别丢了绣坊的脸面“。
贝贝把最后一口烧饼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饼屑，沿着霞飞路往东走。
她今天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挽到小臂中间，露出一截被太阳晒成蜜色的皮肤。头发用一根木簪绾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汗湿的脖颈上。脚上是一双千层底布鞋，鞋尖磨出了毛边。这身打扮在霞飞路上显得格格不入——这条路两边的洋房里住的都是有钱人，来往的行人穿西装、旗袍，手里拿着文明棍或绢扇，没有人像她这样，提着竹篮、满身汗味地从后巷里走出来。
但贝贝不在乎。
她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莫老憨教过她一句话：“人穷不怕，骨头不能软。“她把这句话刻在心里，像一根针扎在指尖，疼，但提醒她不能低头。
走到第二个路口的时候，她听见身后有马蹄声。
一辆黑色的轿车从后面驶过来，速度不快，引擎声在空旷的街道上“突突“地响。贝贝往路边让了让，车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车窗里闪过一张男人的脸——戴着金丝眼镜，轮廓分明，目光从她身上扫过，像一阵风掠过水面。
贝贝没有多看。沪上的有钱人她见得多了，一个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看人像看路边的石头。
她继续往前走。
汇丰洋行的货栈在一条叫“老太平弄“的窄巷里。巷子又窄又深，两边是青砖高墙，墙头上长着荒草，阳光只能从墙顶上漏下来一线。货栈的铁门半开着，门口站着一个印度巡捕，红头巾、黑制服，手里端着枪，看见贝贝过来，用生硬的上海话问：“做啥？“
“送绣品。汇丰洋行亨利先生订的。“
贝贝从篮子里拿出一张单据，上面盖着锦绣阁的章。巡捕看了看，挥了挥手，放她进去了。
货栈里面是一个大院子，堆满了木箱和麻袋。一个穿白衬衫的洋人站在院子中央，手里拿着一根烟，看见贝贝进来，用英语说了句什么。
贝贝听不懂英语。她站在原地，把篮子里的绣品样品拿出来，展开，递过去。
那是六方手帕，每一方都用不同的针法绣了不同的花样——有一方是“平针绣“的月季，有一方是“打籽绣“的石榴，有一方是“乱针绣“的山水。贝贝最拿手的是“双面绣“，但手帕太小，双面绣施展不开，她就用各种针法组合，让每一方都各有特色。
洋人接过手帕，翻来覆去地看，眼睛越睁越大。他用英语说了一长串话，贝贝一个字没听懂，只是礼貌地站着，脸上带着不卑不亢的微笑。
洋人意识到她不懂英语，改用蹩脚的中文：“好！很好！这个——“他指了指那方“打籽绣“的石榴，“我要一百方。一个月，可以？“
贝贝点了点头。一百方，一个月，每天要绣三方多。打籽绣费眼睛，绣一方至少要两个时辰。但她接了。
“价钱？“她开口问，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洋人伸出五根手指：“五十银元一方。“
贝贝的眉毛跳了一下。
五十银元一方，一百方就是五千银元。锦绣阁平时接的绣品，一方手帕最多卖五块大洋，这个洋人出价高出十倍。她不知道这是洋人不懂行情乱开价，还是因为她的绣工确实值这个价。
但她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她只是点了点头，说：“定金。“
洋人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递给她。
贝贝接过来看了一眼。上面写着阿拉伯数字，她不认得。但她认得那个洋行的印章——汇丰洋行的标志，她昨天在周氏的账本上见过。
“定金三成，一千五百元，交货时付余款。“洋人说，又用英语补了一句。
贝贝听不懂，但她看懂了他的手势——三根手指，然后五根手指。
一千五百元。
她把支票小心地折起来，塞进贴身的衣兜里，和那半块玉佩放在一起。玉佩被她的体温捂得温热，贴着胸口那块皮肤，像一颗小小的心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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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栈出来，贝贝没有直接回绣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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