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两天工夫，跑了六家铺子，问了十几个伙计和佣人。大多数人都摇头，说她讲的这桩事没听说过。也有热心肠的老妈子拉着她的手说，姑娘，你要找的是姓莫的大户吧？莫家当年是显赫过的，后来遭了难，如今当家主母带着一个女儿住在闸北贫民窟里，你去那儿打听打听吧。
闸北。贫民窟。
贝贝把这几个字在心里反复掂量，沉甸甸的。如果那老妈子说的是真的——如果她的亲娘和亲姐姐如今就住在闸北的贫民窟里——那她这一年来在沪上吃的所有苦，忽然都有了另一层意义。
她是从闸北开始找的。那个时代的沪上贫民窟，沿着苏州河一溜排开，全是用煤渣砖、洋铁皮、旧船板搭成的棚屋，密密麻麻地挤在河岸两侧。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没踝，河水又黑又臭，夏天泛出来的气味能把人顶一个跟头。岸边的工厂日夜冒着黑烟，把晾在棚屋外面的衣裳熏得灰扑扑的。她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走过去，每见到一个面善的老妇人就问：“阿婆，这附近有没有一户姓莫的人家？母女俩，女儿大概十七八岁。”大多数人摇头，有的人给她指了路，但走过去发现不是她要找的莫家。有人在身后小声议论，说这小姑娘看着干干净净的，怎么跑来跟叫花子混在一处。她不争辩。她想起养父莫老憨被黄老虎打折了肋骨躺在床上咳血的时候，她跪在镇上药铺门口借钱，被人用扫帚轰出来，那时候她学到了一件事——人穷的时候，脸是最不值钱的。她的倔脾气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第三天下午，她终于在天后宫旁边一条窄得只容一人通过的小弄堂里，听到了一个让她心脏差点停跳的回答。
“莫家？你说的是莫太太吧？住弄堂最里头那间，门口有棵歪脖子桑树的就是。她女儿叫莹莹，在教会学校念过书，现在在一家小商行做抄写员。可不容易啊，当年那么大的家业说没就没了，孤儿寡母硬是撑到现在。那位小姐也是个有出息的，写得一手好字，还会洋文，可惜投错了胎。”
贝贝站在弄堂口，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弄堂最里头那间。她一步一步走进去，巷子越来越窄，光线越来越暗，两侧的棚屋墙壁被煤烟熏得漆黑，有人用粉笔在墙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个大大的“拆”字。脚下的路面坑坑洼洼的，积着洗过衣服的肥皂水。她的心跳得太快了，快到她不得不停下来深呼吸了两次。走到弄堂尽头，她看见了那棵歪脖子桑树。树不大，枝叶倒是茂盛，树荫刚好遮住一间低矮的棚屋门口。门是虚掩着的，门板上糊着旧报纸，报纸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年画上的福字已经斑驳得快看不清了。窗台上晾着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鞋面上打了好几个补丁，但针脚细密整齐，是懂得针线的人缝的。
她没有敲门。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敲开门之后要说什么——你好，我可能是你失散十七年的女儿。你好，我是你双胞胎姐妹中的一个。你好，我这里有半块玉佩，听说你也有半块。这些话在她脑子里转了无数遍，每一遍都觉得不对。她平时不是吞吞吐吐的人，在水乡她跟男孩子打架都不怕，在绣坊跟克扣工钱的老板拍桌子也不怕，可此刻她站在一扇糊着旧报纸的门前，怕得手指尖都在发麻。她怕门里的人不认她，更怕门里的人认了她之后失望——她是渔村长大的丫头，不会弹琴不会作诗不会喝下午茶，跟她想象中那个在教会学校念过书、能写一手好字的姐姐比起来，她算什么？
她在桑树下站了很久，久到隔壁棚屋里一个老妪探出头来打量了她好几眼，眼神里带着贫困街区特有的警惕。她赶紧低下头，转身快步走出了弄堂。
回到亭子间，贝贝坐在床沿上，把红绸包从怀里掏出来，放在枕头底下。她没有哭。她从来不哭——养父被黄老虎打吐血那天她没哭，一个人坐船来沪上那天她没哭，被绣坊老板娘骂“乡下人手脚笨”的时候她也没哭。可是这天夜里她躺在亭子间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窗外的月光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细细的银线。她盯着那些银线，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方绸布包。玉佩还带着她的体温。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贝贝和莹莹在一条完全不相干的小巷子里碰上了。
这件事说起来毫无道理。贝贝那天是替绣坊去给一个老主顾送花样，为了省几分电车钱选择抄近路走小巷；莹莹是下了工去给母亲抓药，常走的那条路修路不通，药房伙计指了另一条路。两个人就在那条窄得只能侧身过人的巷子里面对面遇上了。巷子太窄，必须得有一个人侧身让路。贝贝先侧了身，莹莹低着头说了声“谢谢”，声音轻得像蚊子叫。两个人擦肩而过。但是就在擦肩的一刹那，贝贝感觉到自己胸前挂着的玉佩忽然动了一下——不是被风吹的，也不是被衣服蹭的，而是一种很轻很轻的牵扯，像是玉佩被什么东西拽了一下。
她猛地回头。与此同时，莹莹也回过头来，手按在自己的领口上，眼睛里全是震惊。
“你——”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口，又同时闭嘴。
小巷里很安静，只有远处电车轨道上传来的叮当声。两个姑娘面对面站着，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