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找出来，让丈夫马上去镇上的银行兑换成现金。
可等让·勒格恩到了镇上的银行，经理却连一张50法郎都不肯收。
里昂的阿戴尔·佩兰夫人损失得更多。
她的丈夫曾是一家丝织厂的染色工，六年前死於肺病，留下了6000法郎的遗产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女儿。
阿戴尔不敢购买价格上下浮动的股票，一直只想找一种可以安心收取利息的债券。
当地银行的职员把巴拿马债券推荐给她，告诉她，这是德·雷赛布先生的事业，风险不会比国债高，利息却更为丰厚。
於是，她只留下1000法郎应急，其他钱全部买了债券。
清算令下达以後，阿戴尔穿着守寡时的黑裙，带上十张债券去了银行。
她不相信自己的钱一夜就能消失，还以为报纸上的「暂停支付」只是暂时不发利息。
她问银行职员：「等运河建成，这些债券就会重新值钱，是吗？」
那名职员低着头，没敢看她，也不知道怎麽回答因为他自己也买了八张！
在阿尔带省罗德兹附近，圣克拉拉修道院的修女们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这座修道院有二十三名修女，还收养了十一名失去父母的女孩。
院长阿涅斯修女平时把捐款分成三份：一份用於购买粮食和药品，一份存在银行，最後一份购买能够收取利息的证券。
她们前後认购了1万8千法郎的巴拿马运河债券，每年的利息足够买几个月的面粉。
阿涅斯修女看完主教管区送来的通知，表面上还算镇定，一句话都没有说。可当天晚上，她就让厨房把每个人的面包减少一块，又把入秋前修理屋顶的计划取消了。
此後的多年时间里，阿涅斯修女开始贴身穿着苦衣，并会在每天的深夜走进祈祷室，用荆棘做成的鞭子抽打自己的背，直到血肉模糊为止。
从布列塔尼的田地到里昂的工人街区，从修道院到手工业者的小铺，同样的事情正在一遍又一遍发生。
有人失去的是几百法郎，有人失去的是一辈子的积蓄。
他们大多数人连交易所的门都没有踏进去过，也不会趁价格上涨时把债券卖给别人，甚至从没想过靠它一夜发财。
他们只是相信了邮局、银行和教区里那些他们认识的人，也相信了那位曾经改写世界地图的法国老人。
他们不觉得自己在投机，而是在帮助国家完成一项足以与苏伊士运河相比的伟业。
现在，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超过10亿法郎究竟去了哪里？
报纸开始刊登巴拿马的工地照片、计划一再改动的挖掘线路和成千上万名病死工人的统计。
有人开始追查每一次债券发行时支付给银行的佣金，也有人询问哪些报纸收过运河公司的「宣传费」。
可对外省人而言，无论最後查出什麽，骗子都在巴黎！
公司在巴黎，交易所在巴黎，那些收取佣金的银行家、经纪人和报纸老板也全他妈都在巴黎！
土鲁斯的一家报纸首先用上了「Panamistes」这个词，用它统称那些藏在巴黎的「巴拿马骗子」。
到了第二天，这个词又出现在马赛、波尔多和里尔的报纸上，指的不再只是运河公司的人，而是所有住在巴黎、从这场骗局里得到好处的人。
「那些傲慢又不诚实的巴黎人！」一封从普罗旺斯寄给《小日报》的信里，就是这样写的。
巴黎人当然不肯承认自己是骗子，他们与外省读者在报纸上吵了起来。
有人说购买巴拿马债券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巴黎市民的损失与外省人一样惨重。
外省人却认为，如果没有巴黎的银行和报纸拼命吹捧，一个布列塔尼农民怎麽会知道巴拿马在哪里？
从巴黎送到外省的是印满谎言的报纸和GG，运回巴黎的却是外省人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法郎。
於是，「Panamistes」又被缩短成了「Paname」，并成为了巴黎的代称。
这个词代表了外省人对巴黎的嘲笑和怨恨：那座巨大、傲慢的城市，既会制造美梦，也会把一个人一生的梦想和积蓄一口吞掉。
它从此留了下来。
直到多年以後，等巴拿马丑闻留下的怒火逐渐消退，「Paname」才慢慢褪去了骂人的意思，变成了巴黎最有名的俚语别称。
但在1887年的8月，没有一个法国人喜欢它。
巴拿马公司被下令清算後的第二天，古斯塔夫·艾菲尔来到了维尔讷夫的「山麓别墅」。
战神广场上的铁塔正在一天天变高，他也比两个月前更黑了。进门时，他夹着一只装满巴拿马公司合同和帐目的皮包。
莱昂纳尔将他带进客厅，佩蒂又给他彻上一杯咖啡。
艾菲尔先是夸奖了佩蒂，询问了她在伦敦的遭遇，然後才对莱昂纳尔说：「雷赛布先生现在一定恨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