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算是娱乐性读物。
《鼠疫》不同，它的内容可能被我国反对派用作攻击行政体制的隐喻，与《1984》类似。监於索雷尔煽动民意的能力，请务必慎重对待。】
海德把报告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什麽，然後封好信封，在上面写了收件人地址：柏林，威廉街77号，首相办公厅。
他没有把报告直接寄给外交部，而是寄给了首相办公厅。这是他的习惯一一重要的文化观察报告，直接送给俾斯麦的办公室。
外交部看不懂这些，他们只关心关税、条约和军备。但俾斯麦懂！这位首相虽然从不公开谈论文学，但他知道文学能做什麽。
海德把信交给门外的信使，然後回到办公桌前，点了一根烟。
他在巴黎待了六年，亲眼看着儒勒·费里推行教育改革，看着殖民派和反殖民派在议会里打得不可开交，看着雨果的葬礼变成一场政治角力……
还有，看着莱昂纳尔·索雷尔一路崛起，一次次卷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斗争当中。
他越来越觉得法国人有种德国人不太理解的本事一一他们能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文化问题，又把一切文化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鼠疫》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本，写的是瘟疫和封城，但法国人读到的却是共和国、教会、科学和道德的边界。
九月初，柏林，威廉街77号，上午十一点，奥托·冯·俾斯麦坐在早餐桌前，享用今天自己的第一餐饭他面前摆着的东西，只有一杯牛奶、一杯咖啡、两个鸡蛋、一块涂了薄黄油的黑麦面包，还有几片熏鲑鱼。
这是他1880年中风以後，医生恩斯特·施韦林格给他制定的食谱，避免他的血管再次堵塞。而在这之前，他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12个鸡蛋、整整一篮涂了厚厚黄油的面包、一整条鳟鱼、几块牛排和大量的啤酒。
如今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不再是当年那个普鲁士最有名的大胃袋。
今天是星期一，例行文件批阅日。他的秘书库尔特·冯·施莱尼茨把一周积攒的重要文件分门别类，摆在他右手边的架子上。
最上面是外交电报，中间是农业报告，最下面是内政部的各种通报。
施莱尼茨知道俾斯麦的习惯一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听取报告，好及时地做出决策。
等俾斯麦吃完第一个鸡蛋，他才开口：「最近法国有本新出版的，叫《鼠疫》，驻巴黎使馆和内政部都认为有观察价值。」
俾斯麦接过文件，最上面是海德的报告，後面附了几份内政部的通报。
读到那句「该书可能被我国反对派用作攻击行政体制的隐喻」时，他想了一会儿，然後才继续往下读。接着是《鼠疫》的简介、法兰克福海关的数据、巴伐利亚警察总局的报告、耶拿大学海克尔教授的信件摘要……
俾斯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像在审阅一份军事情报。等他读完最後一页，盘子里熏鲑鱼也只剩下一小块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後开口了：「法国人终於写出一本诚实的书，虽然他们自己未必敢承认。」施莱尼茨没接话。他知道俾斯麦不是在跟他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
俾斯麦把报告又翻了一遍，敏锐地抓住了报告中体现的《鼠疫》这部在煽动「无政府主义」和「反对领袖」方面的「潜力」。
他想起在1878年推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做的那些准备。
他知道他们的组织结构，知道他们的报纸在哪里印刷，知道他们的集会地点在哪个街区。
打击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这很容易。
但如果敌人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报纸，只是一群普通人自发地走到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後散开呢？
《鼠疫》里的志愿队没有工会背景，没有阶级口号，就是一群普通人，今天去消毒街道，明天去搬运屍体，後天去记录死者。
没有人给他们下命令，没有人给他们发钱，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这麽做。
这种「无组织的组织」，比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册更让俾斯麦不安，因为它无法被纳入现有的监控框架。你没办法通过渗透来瓦解它，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组织；
你没办法通过逮捕头目来瘫痪它，因为它根本没有头目；
你没办法通过查封印刷厂来阻止它，因为它不印刷任何东西。
它只用气味和脚步声，就提醒每一个人，它就在你的身边。
俾斯麦把报告放到一边，拿起下一份文件。这份是农业报告，讲的是今年土豆的收成。他看了几行，又放下了。
「施莱尼茨。」
「在，阁下。」
「告诉内政部，《鼠疫》这本书不必列入禁书目录。」
施莱尼茨愣了一下。他原以为俾斯麦会下令禁止这本书入境。
俾斯麦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释道：「禁了它，它就成了殉道者的书了。柏林和慕尼黑那些波西米亚圈子正愁找不到东西可以标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