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梅特没有停留在反驳上。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判断：
【《鼠疫》虽然没有英雄战争，没有王朝兴亡，没有神明干预，但它仍然是一部“现代史诗”。布雷兹不是巴尔紮克笔下那些充满地方色彩的背景板，而是一座缩小的法国，甚至是缩小的欧洲。】【过去三十年，法国经历了战争、围城、革命、分裂。每一次我们都以为灾难过去了，但每一次灾难又卷土重来。我们学会了不去问“为什麽”，只问“怎麽办”。
索雷尔的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也许“怎麽办’也没有答案。但人仍然可以选择怎麽做。里厄选择留下，塔鲁选择组织志愿队，格朗选择继续写他那改了又改的开头。
他们没有拯救世界，甚至没有拯救自己。但他们没有变成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勒梅特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读完《鼠疫》後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然而真正让巴黎震动的，是《共和国报》七月二十五日的评论，是主编让·德·拉弗雷亲自写的。【我们本该欢迎里厄医生，因为他本该是世俗法国的儿子。他不去教堂，不信上帝，不靠国王……他只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这难道不是共和国想要培养的公民吗？”
可我们读到最後，竟无法确定他就是！索雷尔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教会的义人，却也没有让他成为共和国的英雄。他使我们得胜，又夺走了我们的凯歌。】
拉弗雷的愤怒是有道理的。
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现代法国”的形象上：世俗学校、公共教育、铁路、电报、行政体系、医学、科学、共和国公民道德……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信念：旧王权和教会不能带来的秩序，现代国家可以带来；旧式信仰不能解释和改善的苦难，科学与教育可以慢慢解决。
共和国要向法国人证明，你们不再需要国王和神父了，共和国给你们学校，给你们医院，给你们铁路，给你们选举权……这些东西比向上帝祈祷和向皇帝效忠管用！
可《鼠疫》里的小城「布雷兹」偏偏让这套信念变得难堪。
医学在那里一一里厄医生每天出诊，量体温，统计数字，组织隔离一一可死亡照样一天几百个。制度在那里一一市政府开会，讨论，发通告，下命令一一可该慢的还是慢，该乱的还是乱。电报在那里一一可电报传出去的只是冰冷冷的死亡数字，不是驱散瘟疫的希望。
科学在那里一一可科学解释不了为什麽那个孩子死了，隔壁那个老头却活了下来。
【共和国最恐惧的，不是君主派复辟，而是被人民发现它无能为力。《鼠疫》说出了这个恐惧，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安慰。】
这才是让拉弗雷真正愤怒的地方。
莱昂纳尔以前也批评过共和国：反对殖民政策，支持教育改革，骂过政客，讽刺过官僚……但那都是在共和国的信仰内批评。
你可以说殖民政策不对，但你仍然要相信共和国能改正；你可以说教育改革不够彻底，但你仍然要相信教育有用；你可以骂某个政客无耻，但你仍然要相信制度能把他换掉。
可《鼠疫》不一样一
它动摇了共和国最需要维护的一种信念：灾难可以通过理性、制度和进步被管理。
如果一场瘟疫就能让一座城市瘫痪，那铁路有什麽用？电报有什麽用？统计数字有什麽用？如果医生自己都不相信能战胜死亡，那医学有什麽用？
如果共和国连一场瘟疫都对付不了，那它和旧王朝有什麽区别？
拉弗雷没有把这些问题问出来，但每一个读过他文章的人，都听到了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教会的报纸也没有放过《鼠疫》。《宇宙报》的主编路易·弗约在一个整版评论里写道：【《鼠疫》虽然没有把瘟疫的责任推给教会，甚至让帕纳卢神父死得像个圣徒，但却写出了没有教会也能活得像义人的人。
这比直接攻击我们更危险。因为他会让读者以为，信仰是不必要的。】
弗约的文章在教会内部引起了争论。
有些人认为他太软弱了，应该直接谴责《鼠疫》是无神论的宣言；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说得对，这本书比无神论更危险。
但是巴黎教区的吉博大主教的态度却十分暧昧。他在一场布道中特地提到了《鼠疫》：
“我还没有读完这部，不便评论。但我已经看到，它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在苦难中如何保持尊严？
教会的回答是：靠信仰。索雷尔先生的回答似乎是：靠人自己。这个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自己想清楚。”
这种不痛不痒的表态，反而让更多人想去读《鼠疫》。
出人意料的是，对《鼠疫》的批判最为激烈的，竟然是还在圣佩拉吉监狱服刑的保罗·拉法格他写了一篇长文，设法传递了出去，并刊登在了《平等报》上：
【索雷尔先生曾经站在工人一边，反对殖民，反对教会，反对君主。我们一直以为他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