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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波臭名声，还好不是指向陈从进的，主要目标，还是针对沈良。
其实，就算是针对陈从进，那其实也没什么大用，他是开国之君，再怎么黑，也黑不死他，更何况，他还是在查贪腐，最多也就是诟病他刑罚过重些。
更何况，后世的洪武帝，人家清洗官场，那才叫真正的刑罚重，跟人家一比，陈从进就是小巫见大巫。
当然了，另一边的沈良虽然是小身板，可他也不怕。
一些无耻之徒，背地里偷偷摸摸的小动作，他又有何惧，更何况，不就是写传记嘛，沈良也已经开始了他人生传记的描写了。
写嘛，大家一起写，就看后人会信谁。
也不知是时人本身就有写传记的习惯，还是被这股风潮带起，写传记还真是承德十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是件很流行的事。
这种事，陈从进也没必要反对，爱写就写吧，顺便还能给后世提供足够多的历史素材。
而此时的梁朝，内部文教是真的有兴盛味道，虽说还不能和宋时相比，但很显然，和乾符年间已经是云泥之别了。
那种武夫为尊的观念，也渐渐的被扭转，当然，也不是说武夫地位一下子就下降了。
只是说，武人博取军功的地方变少了，也不再需要整个社会将大部分的资源，全部拿出，用来供养武夫。
社会上，梁朝的文化事业，可以说蓬勃发展，就连活字印刷术都已悄然兴起，甚至究其根源，都未可知是哪个书肆开始整出来的。
此时，正是恩科大开，科举大兴，天下读书人激增，士子对经籍，文集，史传的需求空前庞大。
传统手抄，传抄，早已难以满足市面所需，于是雕版与活字印刷并行，坊间书肆规模化排版刻印日渐普及。
而且还是有多种活字印刷方式，有用泥烧，有用木雕，甚至还有人花大血本，用铜制印刷。
总而言之，大量典籍得以批量刊印流传，既助推了文风兴盛，也让各类传记，杂记，时论得以快速散播。
这除了提振文教之外，无形之中也助长了市井间议论朝局，讨论人物的风气。
什么是经济，经济就是一环套一环，当印刷技术的急剧上涨，那就证明了另一件事，那就是造纸术的技术，也已经有了突破。
在唐时，造纸术已经相当的厉害，盛唐年间，巴蜀，江淮，浙东各地官私纸坊星罗棋布。
其中，麻纸，楮皮纸工艺是十分成熟，纸张产量巨大，不仅供给朝廷文书，科举抄录，佛经刻印，还随海上丝路远销海外。
只是后来，安史之乱，再加上藩镇割据，战火一年比一年激烈，匠人流散，不少纸坊毁于兵祸，原料采集与运输都是十分困难。
所以，造纸产业规模才渐渐衰弱，但随着梁朝的建立，和平的出现，不止是百姓可以不用担忧战乱。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连造纸，那也是恢复到昔日的繁盛，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方山林遍野，竹材随处可得，一些民间匠人，甚至还摸索出改良蒸煮沤制之法，将鲜嫩竹材劈碎浸沤，舂捣打浆，竹纸就此初步投入应用。
相较于传统楮皮纸，麻纸，竹料取材极广，成本低廉，虽然说新造的竹纸，质地不够坚韧，而且也不耐久放，色泽也偏青黄。
但纸面平整，完全能够满足日常抄书，刊印之用，而且关键的一点，就是比较便宜，便宜的东西，才能占据市场。
至于说质量还不太行，那无所谓，从无到有，那是极为关键的，东西先整出来，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完善，发展。
随着恩科大兴，坊间印书的需求与日俱增，各地纸坊纷纷效仿这一新法，毕竟还是利润才能驱动人心。
竹林周遭一座座纸坊拔地而起，竹纸产量日渐攀升，书肆刻印典籍的成本随之降低。
一个帝国，不仅仅是高官显贵，战争政治，或者是查抄贪腐。
这种一点一滴的发展，才是构建出一个盛世帝国的根基。
繁荣的景象，不仅仅是在中原，福建之地，此时也是相当的不错。
从承德三年，梁姜升任福建观察使后，福建就开始逐渐变样了。
陈从进屡次许诺，说姜姜有宰辅之才，可要升宰相，总不能从一州刺史直接升吧，那级别提升的也太多了些。
所以，陈从进给梁姜画饼，到了福建，做出功绩来，然后以福建观察使的身份，可以直接入政事堂为相。
而且，这是名正言顺，任谁也挑不出毛病来的那种。
可这梁姜去了福建后，他心都凉了，群山阻绝，溪谷纵横，过了一山还有一山，翻来覆去，放眼望去全是山。
虽然说福州已经有海港，但与海外大食人的商贸交易，还是远逊于广州，这最大的问题，还是陆路闭塞难行。
这经济上只是一方面，路不好走，就是州县之间的政令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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