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是由于有善于控制自己的美 德，譬如说，临危不惧。”意味深长的是，中产家庭最爱读的书是查尔 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从纽约飞渡大西洋，到达巴黎，成为当时的英 雄人物，30年代时倾向纳粹。——译者的《我辈》。
孩子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当时说的，有“内心 的制衡”)，总想有所作为，虽然大萧条时期情况不好，不可能有太远大 的志向。1931年，《文摘》杂志调查了孩子们喜欢的职业：八岁的男孩 希望长大以后到西部做牧牛骑士，当飞行员或者做军官；女孩希望当电 影明星。到了18岁，男孩便希望当律师，电气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了；女 孩想学速记，当秘书。到了青春时期，孩子们逐渐清醒起来了，可是这 并不是有趣的事。多萝西·迪克斯这样解释青年的处境：“童年时代那么 短，童年以后那一段生命又那么长。做母亲的最多只能让孩子们舒舒服 服过几年，以后就得面对现实了。如果她不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坚强的人 ，却把他们弄得软弱无能，无法对付各种困难，那就要铸成大错。由于 父母的错误，孩子们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首先要学的是讲究仪容举止，因为这在将来找工作时大有用处 。爸爸告诉他，“坐要坐得笔直”，“这里有一角五分钱，拿去理个发 吧。”他心里想买的大概是“轻灵”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机，可 是最先到手的却是一套价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装，包括一件上 衣、一件背心、一条灯笼裤、外加一双两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 皮鞋。每逢星期天和开学日，就穿上这身服装。做母亲的都把孩子上下 打量一番，就像一个上士班长在举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阅兵礼之前逐 个检查班里的士兵一样(不知怎么，孩子总是忘了带白手绢)。母亲想让 孩子给新老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
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 )，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 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 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 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 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 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 这些话：
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 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 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
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
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 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 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 ，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 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 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 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 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 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 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 的一片忠诚。
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 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 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 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 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 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 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小说家 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 。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 。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 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 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 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 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 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