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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小时比一小时清楚，我们所应付的不是什么边境事件，而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战争的开始，是法西斯统帅部寄予很大希望的第一个大进攻战役。赋予国界掩护军队的命令——消灭入侵之敌并将其残部逐出国界，看来是不现实的。这不仅因为我们在边境地区的兵力比侵略者少，而且因为敌人的袭击对我们来说终究是突然的，我们来不及做好抗击的准备，尽管战争前夕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来加强我军区的战斗编成。
在当时形成的情况中，有两点是主要的。第一，是在第5集团军掩护地带明显看出敌人重兵侵犯我国腹地，其先头为克莱斯特将军指挥的强大坦克集团。第二，我机械化军和方面军其他预备队十分分散，且距入侵地域甚远，这就迫使我军最初只能实施防御行动。当时要考虑的是怎样挡住敌军的攻势，为集中必要的兵力兵器赢得时间，只有在此以后才能转入较积极的行动。
在6月22日晚上以前，我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中谁都没有想到过立即反攻的可能性。只要坚持住便好！大家都相信莫斯科的训令也会要我们实施防御行动。
大约在晚上10点多钟，特种通信主任克洛奇科夫通知我，国防人民委员的新作战训令正在拍发中。我不等人送来完整的文件，就边收边看起训令的片断来了。
电报开头是情况判断。它正确地指出，敌人正向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拉泽胡夫，即向第5集团军中央和左翼实施主要突击。但是对战争第一日的总结过于乐观了。电报指出：敌人仅仅在这些方向以很大损失的代价取得了很小的战果。而在苏德和苏罗边界的其他地段，进攻者的冲击都被打退了，他们遭到了很大损失。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反复读着这些词句，不由自主地想到，总部文件在判断上的乐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我们发去的充满豪情的报告引起的。
我们在15时未掌握全面的情报，就实际上用几句笼统的话去敷衍，根本没有提到两个强大的坦克集团突破的事——有关这两个集团的情报，我们是在日终时才接到的。因为各军司令部要综合收集的情报并报给集团军司令部，而集团军司令部也要判断所有这些情报后再报方面军司令部，这样几个钟头就过去了，而在这段时间里，如此迅速变化着的情况中常常会发生战斗行动过程的根本转折。
现在，当我浏览着我们最初的侦察和作战汇报时，我苦恼地确信：里面远远没有反映威胁我方面军北翼军队的全部巨大危险。比如，对于进攻我第5集团军的敌人，我们的方面军侦察兵究竟报告了哪些涉及它的情况呢？他们说进攻的德军在柳博姆利地域有一个步兵师，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方向有一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师，南面直到第5、6集团军分界线还有两个步兵师。
这样一来，该集团军整个地带便只有敌人五个师在进攻了。假如考虑到我们在距边界不远处有四个步兵师的话，那么态势自然不显得那么危急。我们收到的这个训令就是以此作为根据的。要知道，无论人民委员还是总参谋长都还不清楚，德军一个摩托化军正由索卡利沿我军未占领的地区拥向拉泽胡夫，而且这个军正拚命由乌斯季卢格突向卢茨克。当我们较现实地估计到对我方面军右翼造成的这一威胁时，我们那些不能反映威胁严重程度的汇报已经在莫斯科了。看来，其他方面军在判断入侵我国的敌人兵力时也出了同样的差错。
统帅部以这样的差错为根据，规定了6月23日和24日
的任务。对我们方面军的命令是：“坚守苏匈边界，以第5、6集团军、至少五个机械化军和方面军全部航空兵向卢布林总方向实施集中突击，合围和消灭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至克雷斯特诺波尔正面进攻的敌军集团，6月24日日终前攻占卢布林地域……”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呀！但没有时间多思索了。我抓起文件朝方面军参谋长跑去。在路上，我琢磨着能向他提什么建议。
当我开始给普尔卡耶夫读电报时，他以明显不信任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一把夺去了电文，反复读了好几遍。我们迅速交换了意见。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进攻为时尚早。普尔卡耶夫拿起我的情况图和训令，默默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到了方面军司令员那里。
“我们该怎么办，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普尔卡耶夫一进门就开始说。“我们能在边界上顶住敌人，并且在防御战斗中把它打散就该谢天谢地了，可是现在却要求我们后天就夺取卢布林！”
基尔波诺斯按习惯未急于作结论。他默默伸出手来拿过文件，仔细地读完了它，拿起了电话机的听筒：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到我这儿来。”
军事委员会委员象平时一样朝气蓬勃而又精力充沛。司令员把训令递给他。瓦舒金很快过了目，身子往沙发奇背上一靠，环顾在场的人。
“有什么办法呢，同志们，收到了命令就得执行呀。”
“话是这么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普尔卡耶夫说，“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我们暂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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