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瞪甚?”刘羹唐说：“难道我说的不是?”“……”张勋又瞪了他一眼。
刘羹唐轻蔑地笑了。“你得相信事实。你为黎民办甚事哩?打仗，夺地盘，死的人哪一个不是黎民的儿子?多少人家因为打仗没了儿子?你想了吗?”
“别说了，别说了。你不懂，你所以不宜做官。”“我从来不想做官!”
张勋深深地叹了一声气，便不再说话。
刘羹唐说：“我来了许多日子，也想走了。明儿我走吧。”“路上不好走，还是住几天再说吧。”
“我已经找到搭伴的了。”刘羹唐说：“是几个做买卖的人，可以同行。”
第二天，张勋拿出一张六千元的银票给刘羹唐，说：“这点钱你拿着，添补点什么。大事也办不成。晚些时平和了，我再派人去安义，给你把房屋重盖一下，买几亩田，再给老人家营造一处像样的坟墓，着人看着，逢年逢节也好祭奠!”
“不必了吧。人死如灯灭，不要破费了。”“这不关你的事。我会办的。”
“钱我也不要。”刘羹唐说：“我回去，找个馆守守，教几个孩子读书，也就行了。”
“钱你拿着。是哥给的，为甚不拿?”
刘羹唐想了想，觉得张勋的钱也不是血汗钱，不是祖上的遗产，不拿也白搭；索性拿回去，周济几家穷人也好。于是，便收下了，“好，我拿着，兴许有用处。”
刘羹唐走了，给张勋留下一片叹息!
后来，张勋不食诺言，果然到安义县为刘先生建造土库，购置田地，还修了坟墓，表示报恩。这是后事，就不多提了。
1912年，夏。
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古九州之一的兖州，平静的生活因张勋辫子军的占领，一夜之间便变得荒乱起来。张勋在徐州没有停住脚——本来他就不想在徐州扎根，又加上南军(革命军)竟欲北上，他在徐州无法蹲下了，他想北占济南，经营根据地，以便东通青岛，向德国购入军火。可是，济南目下是督军靳云鹏的天下，靳不欢迎张勋，他只好暂住兖州，再议进退。
这是兖州城郊的一个介乎地主庄园的宅院，青砖砌起的高墙，圩墙圈成一座城堡，城堡内是一片纯青的瓦房，虽然房子显见破落，外表却依然威严。张勋到来之前，是被一伙半官半匪的队伍占着，如今是张勋的武卫军指挥部。
坐在高墙里的张勋，心情乱得像一团乱麻。他没有家了。3个月前他在徐州时，便觉得地盘与他的职务不相称了。而今，又从徐州北上了几百里，眼看便到了黄河，索性改叫“黄河总督”不完了!谁给改呢?朝廷并没有设黄河总督呀!想想流浪的岁月，想想今天的处境——他对兖州又失去了信心。他来到兖州之后，才知道这里既不能养兵(地薄土荒)，又不能利战(一片平原，无险可守)，连流寇落荒都不到的地方。他想走，但已无退处……
“中国咋会到这种地步?大清朝咋会到这种地步?”
思来想去，他把这种现状统统归罪于袁世凯。“堂堂的大清国，怕什么革命党，不就是几个毛猴喊喊日号吗?比起义和团怎么样?比起太平天国怎么样?不是一个一个都被消灭了吗。你跟革命党议的什么和?你热衷的什么共和?”张勋把一肚子怒气都迁于袁世凯身上。“你到底露出了狐狸尾巴，你是想夺大清朝的权，你想当什么总统……”张勋怒火塞胸，他拍着桌子，大声喊叫：“我要兴师，我要讨伐袁世凯!讨伐……”
张勋要讨伐袁世凯了。当时，在中国要讨伐袁世凯的，还大有人在。于是，兖州、青岛、济南之间，出现了这么多人走动、密谈、联络、碰杯，他们有：
寄身青岛的皇胄溥伟；
曾任山西提学使的翰林刘廷琛；邮传部左丞、甲辰进士陈毅；曾任督察院御使，癸卯翰林温肃；
张勋的代表王宝田；
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
他们气味相投，一拍即合，很快达成了“讨袁协议”，并推选张勋为首领，由广西人、壬辰进士、李鸿章的幕僚予式枚(字晦若)起草檄文，约定于1913年春发动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
张勋这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仿佛看到了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中国又要重新统一于龙旗之下了!”
张勋终于睡了一个痛快觉。他太困乏了，离开南京之后他便一天也不得安宁。现在他可以安宁地躺下了。然而，他却躺不下，一个人又在他心头跳出：徐世昌。
徐世昌在东三省总督任上时，蓼是张勋的顶头上司，对张勋有大恩。那个节制东三省巡防各军的荇营翼长职就是徐世昌保举的。张勋不忘大恩。他在兖州刚住下，徐世昌便匆匆赶来。张勋同他尚未来得及叙旧，便发生了隔阂。
原来徐世昌是奉袁世凯之命来兖州同张勋商量“裁撤两江总督、改授镶红旗汉军督统”之事的。张勋一闻此事，便不耐烦地说：“你是我的恩公，我对你是无话不说的。当初授我两江要职时，我便坚辞，并迭请解甲归农。袁大人硬是不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