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是以南兵为主的战斗，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出北兵的真实威力。稷山之战，算是第一次大明骑兵、炮兵与日本步兵在相对公平的战场进行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这一战中，明军骑兵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发挥出自己的威力，他们来自宣大边关，骑兵战斗力丝毫不逊于辽东军。这一场战斗的过程不必多说，因为史书里的描写已经足够华丽，姑录一下：“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这段文字出自朝方的记载，而《黑田家记》里对这一次战斗避而不提，只是说了一句“毛利秀元兵亦至，敌余军不敢战而退，我兵亦绥。”算是间接承认了日军的败北。
颇贵在战斗后，曾不无自得地对朝鲜国王说：“倭寇很凶悍，前面死了后面还往前冲。老夫我五十多岁，跟周边蛮族打了几百场仗，还从来没见过比倭寇更难对付的——不过只要我军铁骑发起突击，他们也就完蛋了。”可见大明骑兵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战斗中，明军还击毙了一名叫做叶一枝的日本将领，其他穿着金盔、金甲者的小头目，也杀死二十多名，算是给死在南原的同僚报了仇。
战斗结束以后，黑田长政不得不向着清州方向退却。明、朝史料里说解生本来要追击，但因明军连续三天急行军及战斗，过于疲惫遂大军休兵，别遣分道追之，日军退遁。我们猜测，追击的部队应该是摆噻的部队，因为只有他的部队是生力军。而日方史料，则说因为毛利秀元大军赶到，明军不敢打，直接转身跑了。
我们认为第二天战斗的实际情况，是黑田长政抵挡不住败退，途中碰上毛利秀元的援军，调回头来找场子。解生一看日军几万生力军扑过来了，遂主动撤离了战场，把天安和稷山让给了日军。
日本人说解生在打完仗以后，过了三天送了一头白鹰给黑田长政，向他乞和。《毛利家记》写的更悬乎，说明军被日军杀得四散而逃，不得不爬上山去。面对日军重围，他们派人对毛利秀元说：“我们被派来援助朝鲜是奉命行事，跟你们没什么仇怨。以后我们也不打了，把旗给你盖个戳作为印记，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毛利秀元于是在明军军旗上打了印记，放过了这些人——这些小故事迹近演义，颇具戏剧性，在我们看来，其实真假关系都不大。
整个稷山之战，双方各自的损失是多少呢？
综合各方记载，日军的伤亡人数约为五百人到六百人，近黑田本队的十分之一。明军损失不明，但从解生等部在随后几场作战的活跃程度来看，伤亡不会很大，最多不会超过两、三百人。这个伤亡比例，比较符合骑兵对步兵的损失比，也比较符合明军对日军的损失比。
也许有人会觉得怎么打了两天伤亡才那么点？事实上，冷兵器战争中最大的伤亡多出现于溃败发生后，真正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不会太多。随便举个例子，汉将李陵带五千步兵出塞，与匈奴十万遭遇，激战八天，杀伤匈奴万余。算下来一天也就杀伤千余，而且这还是汉军大规模使用弩进行阵地防御战的结果。
那么这场仗到底谁胜了？从战术和数字上来看，明军占据优势，但从双方的战略目的来看，最终日军占领了天安、控制了稷山，明军被迫后撤，似乎日军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以往许多史论者，都是持这一观点。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要知道，占领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北上汉城；明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阻止日军北上汉城。
黑田长政和毛利秀元在占领稷山之后，没有继续进军，因为稷山大战中明军铁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黑田长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战中对上了明军骑兵，前一次则是和李如松的碧蹄馆大战。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知道从稷山到汉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宽广，地势开阔。若换在平时，自然是条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铁骑的威慑下，他不得不重新考虑。
如果日军北上，明军骑兵可以在进军途中轻松自如地来回驰骋，想战则战，想走则走，不受任何阻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起攻击。按朝鲜人的说法，明军骑兵稷山之战中“枪槊电飞，驰突乱砍”“出入如飞”，那么从天安到汉城这一百五十里的宽阔大路，会不会成为大明骑兵的乐园、日军的地狱呢？想到这个可能，黑田长政一阵寒颤，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绝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说，朝鲜战争他们经历过三次大战：平壤之战，幸州山城之战，还有就是稷山（素沙坪之战）。足见是战对日军指挥官的影响之深。
于是结论就很明确了，稷山之战的胜利者，是大明。解生等将领在素沙坪的奋战，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军队的继续北上，安定了汉城军心——事实上，稷山是丁酉再乱中日军兵锋所及的最北端。从那以后，以稷山为起点，明、朝联军正式转入反攻阶段，下次再等到日本人越过稷山杀入京畿道，要等到几百年以后的甲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