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反的是，主笔者一提到稷山之战中的明军，则只是淡淡地形容说“惊顿”、“败走”、“不敢战”云云，这恰好反证了明军损失很小，小到一贯擅长夸大其词的《黑田家记》都没法吹牛，不然他们早就吹嘘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应了那句话，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明军到底有多牛逼，竟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长政逼到如此地步。
让我们来看一看双方参战人数。
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在壬辰战争时期的总兵力是两万五千人，经历了战争损失，再加上原属三军团的岛津义弘被分出去独立成军，到了丁酉再乱开战时总兵力下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里，包括了黑田长政的五千人本队，毛利吉成的两千，还有岛津忠丰、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佑兵和相良赖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乱的日军虽然仍以军团区分，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随意调配。全州会师以后，毛利吉成和岛津、高桥、秋月等部没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几路中去。跟随在黑田长政身后的，只有八军团的毛利秀元。
而稷山之战毛利秀元只赶上一个尾巴，参与战斗的实际上只有黑田长政本队，五千人。
黑田军在日军中也算是擅战之军。他们打得如此悲壮，屡次发出敌众我寡的悲鸣，那么明军数量应该是在日军之上，即使没有日本人说的十倍那么夸张，怎么也得有一两倍。
那么稷山之战在九月七日时的参战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呢？
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合理——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他们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记载，麻贵“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其他将领。
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在当天中午前后，李益乔、刘遇节前来支援。这支明军不是麻贵的嫡系，而是杨镐从平壤带过来的，总兵力是一千两百九十人。算上他们，明军的总数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人。
让我们再把估算的范围放大一点。在南原失守以后，陈愚衷带着两千人从全州撤到公州，与牛伯英合兵一处。杨镐九月初三入汉城以后，把杨元、陈愚衷拿下治罪。此时军情紧急，不可能把这两千人都叫回汉城，正确的程序应该是杨镐派人行文到军中，拿回陈愚衷，陈所部则暂时交给牛伯英代管。
这样算来，牛伯英与解生会合的时候，自己已经带着两千六百人。他与解生会合后，兵力为四千六百，再与李益乔合兵，达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比较符合常识。在日军数万大军面前，麻贵如果只派两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过儿戏。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从汉城派出解生两千，与孤悬在外的牛伯英两千六百人会师，再加上杨镐又派出一千，这才有足够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往史料只记录了汉城出发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两千人、两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还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军的总兵力最少不过是黑田军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与黑田军持平。黑田长政五千人对上相同数量的明军，却被打的叫苦连天，不得不夸大敌人数字来掩饰自己的痛脚，这战斗力实在是可堪玩味。
在九月初七的晚上。解生摩拳擦掌，准备在次日大干一场，把敌人彻底逐出天安地区，他勉励部下说：“今看贼势，明当决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军律。“同时还告诫同僚“但狡贼走，必由山路，骑步异势，不可穷追。”可见他信心十足，连日本人战败逃跑时的应对办法都策划好了。解生还顺便向后方的麻贵求援，麻贵命令原本埋伏在介川的摆赛火速率领两千骑兵前进，去协防稷山。
与此同时，黑田长政也没闲着，他派人去向后面的毛利秀元求救。毛利秀元的总兵力高达三万，此时虽然没有带在身边，但起码一两万人也是有的。只要他一到，大局可定。
到了九月初八一大早，双方都怕对方的援军提前抵达，索性早早开打。这一次不再是分批抵达的遭遇战，而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正面作战。
援助朝战争打了这么久，明军在平壤、在碧蹄馆、在庆尚道，在南原等地的战斗，要么是城市攻防战，要么极端条件下的撤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