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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说的是大实话，比她知道得更真实。他回德累斯顿时拥抱的妻子将会有所改变，将会有他带回去的这个微妙而风情万种的寡妇的痕迹。他通过妻子将会到达这个女人，正如通过这个女人到达———到达谁呢？
他的想法是不是流露了出来？她脸上突然气愤地一红，甩掉了他抓住她袖管的手，上了楼梯，丢下他不管。
他随即也上了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试图平静下来。他心脏的猛烈跳动逐渐慢下来。巴维尔！他一再轻声念出这个名字，仿佛把它当做咒语。但是那个不可阻挡地呈现在他眼前的形象不是巴维尔，而是另一个人，谢尔盖·涅恰耶夫。
他不再否认他和死去的孩子之间出现了一条裂痕。他生巴维尔的气，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感到意外的不是巴维尔被拉进虚无主义者的圈子，也不是巴维尔在信里只字不提这件事。可是涅恰耶夫牵涉在里面，情况就不同了。涅恰耶夫不是少不更事的学生，也不是幼稚的虚无主义者。他是那个天字第一号的虚无主义者撤到亚洲的荒漠后，遗留在俄罗斯精神里的蒙古人。而巴维尔什么都不是，只是他军队里的一个步兵！
他想起一本流传日内瓦的、名为《革命者手册》的小册子，据说是出自巴枯宁之手，但思想内容和遣词造句显然都是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是在劫难逃的人，”小册子开宗明义地写道。“革命者没有个人利益，没有感情，没有依恋，甚至没有名字。他全心全意只有一个激情：革命。他在内心深处已经同社会秩序、法律和道德切断了所有联系。他之所以继续生存在社会中，只是为了要破坏它。”随后又说：“他不指望任何怜悯。他每天都准备迎接死亡。”
他准备迎接死亡，他不指望怜悯：这些话说说容易，但是有哪一个孩子能理解它们的全部内容？巴维尔不能；甚至涅恰耶夫，那个不被喜爱的、不可爱的年轻人，恐怕也不能。
他回想起涅恰耶夫本人的模样：独自站在日内瓦接待大厅的角落里，惹人注意地、狼吞虎咽地在吃东西。他摇摇头，想抹掉那个形象。“巴维尔！巴维尔！”他悄悄呼唤那个不在的人。
门口有人轻轻敲门。马特廖娜的声音：“开晚饭啦！”
他在饭桌上尽量显得愉快。明天是星期日：他提议去彼得罗夫斯基岛上玩玩，星期日下午岛上有集市和乐队演奏。马特廖娜兴致勃勃地要去；出乎他意外的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同意了。
他同她们约好，做完礼拜后在教堂会合。早晨他出去时，在昏暗的门道里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盖着发霉的旧毯子的流浪汉躺在那里。他诅咒了一声；流浪汉嘟嘟囔囔地坐了起来。
他到圣格雷戈里教堂时，礼拜还没有结束。他在教堂的柱廊里等候，那个流浪汉又出现了，睡眼惺忪，身上散发着异味。他转过身，责问流浪汉说：“你在跟踪我吗？”
两人相距虽然不到六英寸，流浪汉假装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他生气地重复了一遍。鱼贯而出的做礼拜的人好奇地瞅着他们两个。
那人偷偷溜了。他走了半个街区后停下来，靠在墙上，假装打哈欠。他没有手套，把毯子卷起来当做手筒取暖。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和她的女儿从教堂出来。沿着沃兹涅先斯基大道，穿过瓦西列夫斯基岛南端，到公园有好长一段路。还没有到公园，他就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愚蠢的错误。音乐台上空荡荡的，滑冰场周围阒无一人，只有几只昂首阔步的海鸥。
他向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道歉。“有的是时间，还不到中午呢，”她愉快地回答。“我们散散步好吗？”
她的好情绪使他觉得意外；更觉得意外的是她主动挽起他的手臂。马特廖娜在她的另一侧，他们大踏步地走着。好像是一家子，他暗忖道：只要有第四个，我们就齐全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把他的手臂挽得更紧一些。
他们经过一群聚在芦苇丛里的羊只。马特廖娜拔了一把草，向羊群走去；羊群散了开来。一个握着木棍的村童从芦苇丛中出来，破口就骂。看来一场争吵已经在所难免。村童忽然改了主意，马特廖娜赶紧溜回到他们身边。
经过一番折腾，她脸上泛起红光。她长大后会成为美人的，他想道：她会让人心碎的。
他不知道他妻子会有什么想法。到目前为止，他干了有失检点的事以后，总感到悔恨，悔恨之后是忏悔的冲动。这些忏悔表面上虽然痛心疾首，细节方面却是语焉不详，妻子听得越来越糊涂、越来越生气，忏悔对他们婚姻的损害远比不忠的事实本身更为严重。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并没有罪恶感。相反的是，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他不知道这种正确感后面隐藏着什么；事实上他也不想知道。就目前而言，他心里有一种类似欢欣的感觉。原谅我，巴维尔，他悄悄地自言自语。但这仍旧不是由衷之言。
假如我的生命能从头再来就好了，他想道；假如我能再年轻一次就好了！也许还有：假如我能利用巴维尔抛弃的生命，利用他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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