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西·克罗格有地方住，让埃尔米娜·戴维有衣穿，让他画室中的十来个模特儿有饭吃，还必须养活人们送到他这里来的一些年仅13岁的小姑娘。他让她们做他的绘画模特儿，他付给她们钱，但他不画她们。每人摆三次姿势，拿了钱，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但她们接着还来，继续养活她们对帕森来说逐渐变得困难起来。他开始像躲避恶魔般地躲避她们。他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寻找酒和女子稀少的旅馆，寻找无人能发现的他的画室。
吕西为他在蒙巴那斯的边缘地带的万屋门找到一个小小的私人公寓——山茶花别墅。他被安置在那里。他希望吕西也到那里同他一起生活。他也回克里西大街，在那里溜达，在那里创作。由于吕西常迟到，后来干脆决定不再来见他，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她，于是他就常给她写一些令人撕心裂肺的信件。她责怪帕森过度饮酒，疏于工作，夜间游荡回来时常常满脸鲜血，而他每次都说：“你坏，你这人真是太坏了。”
1930年5月的一个晚上，她对他说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帕森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再无挽回的可能，提出要把在万屋门公寓中他的衣物和几幅画取回来。她回答说：
“好吧，但必须在七点之前取走。”
“晚上七点？”
“不，早上七点。”
帕森请他的朋友帕帕洛夫来帮助他。他们在蒙巴那斯墓地的围墙外等了整整一夜，拦了两辆出租车，拉他们去了万屋门。
帕森回到克里西大街他们的原住处，吕西也回去了。他们两位既无法在一起生活，又无法果断地分手，就这样拖了十年。
1930年6月1日，帕森在画室的桌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了几行字。然后，从他的画作中选了一幅，穿上他那件早已破烂不堪的海蓝色制服。它和他的靴子和瓜皮帽一样，哪怕已经破旧不堪，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人也一眼就能认出来。为什么要换呢？换给谁看呢？
他下楼去见他的医生——特赞克大夫。自从特让克大夫任他的医生以来，从来没有收他的钱。为了表示感谢，他送一幅画给大夫。
如同从1905年以来他经常做的那样，他跨过塞纳河，去了瓦万大街。他对那条街的每个门洞、每条长凳和每棵树都了如指掌。他推开古堡酒吧的旋转门进去。和通常一样，服务生博布站在吧台后。帕森要了一杯白兰地，然后将他从前的欠款全部付清。
“帕森先生，您结账啊？”
“是的。”
帕森用了这一天的整个晚上和夜间告别巴黎。凌晨，他在皮卡尔广场遇见作家皮埃尔·马克·奥尔朗从一家酒吧出来。帕森对他说：
“请您过来，咱们喝上最后一杯吧！”
但十分疲倦的马克·奥尔朗没有留步，走远了。
帕森自己独自喝了最后一杯后，回到家，锁上门。朝霞已经映红了蒙马特尔和它周围的山丘，帕森的百叶窗紧闭，他不想看到外面的任何东西。
他在地上放了两个垫子，垫子两边各放一个盆。在一张柏林展览会请柬的背面，他给吕西写下以下诀别词：
吕西，请不要责怪我选择现在的道路。谢谢你给我的东西。你太好了。为了你能够幸福，我必须走了！
永别了！永别了！
他进了浴室，拿起剃须刀的刀片，割断了左手腕上的动脉血管。接着回到画室，重新读了一遍他当天早上写的遗嘱：他将银行的全部存款和所有的绘画作品遗赠给埃尔米娜·戴维和吕西·克罗格。
他用右手食指蘸上从左手腕上淌出的鲜血，在壁橱门上写下“永别了吕西！”几个大字。
他重新拿起刀片，割断右手腕上的动脉血管。他静静地躺在垫子上，两只手臂分别放在垫子两侧的盆里。
他等着。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孩童时代的一幅图景：一个上吊自杀的男子。
他重新站起来，走到厨房，从一个抽屉里找到一根绳子，打了一个活结后，套在脖子上。他又回到画室，目光到处寻找，最后选择了门把手。他走过去，将绳子的一头系在上面，另一头抓在手中，让自己的身体沉下去、沉下去……
当6月5日吕西发现他时，她和开锁的人同时尖叫起来。接着就是埃尔米娜·戴维的号哭，警察局长对现场的验证和进行笔录，朋友们送花……有关帕森自杀身亡的消息公布之后，全巴黎都在为失去他而无限惋惜。举行葬礼的那天，人们哭泣、叹息，画家们为他挥笔作画，诗人们为他创作悼念诗篇。在蒙巴那斯墓地的三块墓碑上，留下了生活在三个时代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
朱勒·帕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