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问我：“今晚你在哪儿住呢？”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当我茫然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她对我解释说，当地的旅馆半夜就关门了，我应该即刻就去。幸而友谊还不是完全没有的，因为我还不必独自去找旅馆，是一个仆人提着灯带着我去的。我本以为这也许会是因祸转福，我一进门就问有什么吃的没有：
肉、鱼、蔬菜、热的冷的都行！他们说，我要喝的话，各种酒都有，就是没有吃的。这以后我希望在睡眠中可以忘掉一切，但是似乎在它的拥抱世界的怀里，也没有我的地方。这房间的沙石地是冰冷的，一张破床和一个破烂的脸盆架，是仅有的家具。
早上这位英印官员寡妇请我去吃早饭。我发现摊满桌上的冷餐显然是昨晚的剩余。如果昨天晚上，只要有一部分温的或是冷的拿给我吃的话，决不会对任何人有所不利，同时我的跳舞也不会太像登陆的鲤鱼那样痛苦地蠕动了。
早饭以后，我的女主人告诉我，她请我来是为让我唱那首悼诗给一位老太太听的，现在她病在床上了，因此我必须在她的寝室门外对她歌唱。她让我站在楼梯的尽头，指着一扇关着的门，说：“这间就是她住的屋子。”我就面向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唱出这首贝哈格调的悼诗。这位病人听歌之后有什么结果，我还没有听说过。
我回到伦敦以后，只得在病榻上来赎我的荒唐的随和的罪愆。司各特博士的女儿们对我的良心央求，不要把这个作为英国人待客的范例。她们辩护说，这是受了吃印度盐的影响。
我在直属学院听英国文学课的时候，洛肯·帕立特是我的班友。他大约比我小四岁。当我写回忆录的年龄，四年的差别是看不出的。但是在十七岁和十三岁之前的友谊的桥梁是很难飞架的。因为在岁数上分量不够，孩子总要装出长者的庄严。但是在小洛肯身上，这并没有在我心里竖起什么栅栏，因为我看不出他在哪一方面比我小。
男女学生都坐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学习。这图书馆是我们碰头的地方。如果我们安静一点的话，是没有人会抗议的，但是我这位小朋友的兴头总是那样地高，极其微小的挑逗也会引起他的大笑。在一切国家里，女孩子们在用功的时候，都很容易动火。当我忆起那无数双生气的蓝眼睛，对我们抑制不住的笑声，无效地投射着责难的时候，我感到愧悔。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对于学习时被打搅的痛苦，我一点没有同情。
上天保佑，我一辈子也没有头痛，也没有为被打搅了的校课而受过一刻的良心责备。
以我们不断的笑声作为伴奏，我们曾进行了一点文学的讨论。虽然洛肯读过的孟加拉文学没有我的多，但他的锐敏才智补上了这个缺点。我们讨论的题目之中，有孟加拉文的拼音法。
这题目是这样引起的。司各特家的一个女孩子要我教她孟加拉文。当我教她字母的时候，我表示自豪，因为孟加拉文的拼法是有知觉的，在每一步上都不喜欢触犯规则。我对她讲清楚了英文拼法的杂乱无章是多么可笑，只有在悲惨的强迫之下，我们才为着考试而去死记它。但是我的自豪栽了一个跟头。我们发现孟加拉文的拼法，对于规则也是那样地不听话，习惯使我对于它的违法视而不见。
以后我开始去找出这些管理无规则的规则。洛肯在这题目上给予的良好帮助，使我惊讶。
在洛肯进入英印政府工作之后，回到家去，那在学院图书馆的发源于潺潺笑声中的工作，以更宽阔的波澜流了下去。
洛肯在文学上喧哗的欢笑就像是我文学探险的帆上的风。当我在盛年，驾着散文和诗歌的双马，纵辔狂奔的时候，洛肯的无限量的赞赏，保持我的力量不使有片刻的懈弛。有许多散文或诗歌的飞腾，都是从他乡下的小屋里启程的。有好多次我们文学和音乐的集会，在晚星照护之下聚集，又像清晨微风里的灯光一样，在晨星下消散。
在萨拉斯瓦蒂脚前的许多莲花中，那朵友谊之花一定是她所最喜爱的。在她的莲池边上，我没有沾到多少金色的花粉，但是说到美好友谊的浓郁芳香，我是没有半句怨言的。
在英吉利的时候，我开始写另一首诗，在归途继续下去，到家以后才把它写完。以《破碎的心》为题发表了。那时候我觉得这首诗很好。作者这样想法并不奇怪；但是它同时也得到了当时读者的赞赏。我记得在这首诗发表以后，已故的蒂帕拉邦土王的首相专诚来访，给我带来贺词说，土王很喜爱这首诗，并且对于作者将来的文学成就寄以很高的希望。
关于这一首我十八岁时候写的诗，让我把我三十岁时候写在一封信里的话，引在这里：
既不是少年，也不是青年。这个交界的年龄，没有受到真理之光的直接照临——反射的光明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地，其余的地方都是阴影。而且像黄昏的阴影一样，它的一切幻象都是拉长而模糊的，使得真实的世界变得像一个幻想的世界。奇怪的方面是不但那时我只有十八岁，我周围其他的人仿佛也都只有十八岁；我们都在同样的无基础无实质的想象世界中倏忽地来去，在那里连最强烈的欢乐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