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无病之呻吟”。中国文人在没有病的时候，发出痛苦的呻吟的人很多。表示不必要的悲哀，是没有意义的。比方“伤老”、“悲秋”这种诗题的内容读起来，好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作的。其实乃是二十岁左右的人的作品。自己没有思想感情，而借用古人的思想感情，作出来的，就非常无聊浅薄。比方：
“红粉飘零，卿须怜我，青衫泪湿，我更怜卿”，这种诗是中国公子少爷的大学生们给歌女作的。说“青衫”也没有穿青色之上衣。说“泪湿”也没有流泪，他们以为这样才是风流。是最可鄙可笑的。
第五是“务去滥调套语”。滥调套语，是抄袭别人的思想感情，自己的思想感情就不会活泼。比方描写美丽的妇人，一律的用“杏眼桃腮”，“柳腰樱口”，仿佛古来的美人，长的都一模一样，没有一点个性！描写风景，也是如此，非常容易作，而一点意思都没有。
第六是“不用典”。这就是说不用典故。上次我提过王勃的《滕王阁序》用了好些典故，去了典故，所剩的，好的不过有几句（在这里“典”并不是说譬喻）。而且写旧文章的时候，用古的文字，容易有误会事实的危险。从前有一位我父亲的朋友，长期没有事做，托我父亲找事，其中有一句：“秋月春风，等闲度过”，父亲看了就笑起来，因为他典故用的不对。白乐天的《琵琶行》有：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是描写一个妓女生活的一首诗。这位先生拿来比拟自己，所以令人发笑。外国人用中国的文字，也要相当注意。比方我到日本以后，人称我为“女流作家”。“女流”两个字，在中国，并不是尊重的说法。只用“女作家”三字就可以了。还有到日本来的人，日本人常说“来朝”，中国人所说的“来朝”，是来“朝见”，“朝贡”的意思。跟政治有“关系”的。游历，或不是来“朝见”或“朝贡”的，不应该说“来朝”。
第七是“不讲对仗”。这是不作对句的意思。为了对句的工整，所以感情有太勉强的地方。到了极点，会发生极可笑的笑话。比方有人作诗：
“舍弟江南殁，家兄寒北亡”。引起许多人对他同情。其实也只有弟弟死在江南。不过为了对仗，就叫他哥哥也死在塞北。
第八是“不避俗语俗字”。这是说不必避通俗的文字和语言。文言的文学里，没有白话的好。因为文言体，都避去俗语俗字，可是白话都不避这些。
“夜梦不祥，开门大吉”。用普通的话写了出来，意思很明白，有人看着觉得太通俗，都改了文言：
“宵寐匪祯，辟扎洪麻”。人们看了都不明白。这是实在的故事。
胡适先生又把这八事缩小为四个。第一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想要说什么，然后说什么。第二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比方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写信时用“久违兰范，时切驰思”。反觉得落套，不如写“好久不见了，想念得很”。第三是“要说我自己的话，不要说别人的话”。用自己的心思用自己的话来表示，不要套用别人的成语。
第四是“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某一时代的人，应该用本时代的话。比方我们是民国三十六七年人，所以不应该用春秋战国时代的话，坐飞机到日本来，不应该说“挂帆东下”。在电灯下打毛衣，也不要说“挑灯夜绣”。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新文学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礼记》有一句：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必及乎其身。”就是说生在现今的时代，而要回到古代之道，灾害一定会临到你的身上。中国的古典有“五经”，“四书”。到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经过了一次革命。一直到唐宋韩愈等又革了一次命。这么就有了唐诗宋词。从唐诗到宋词变化之间，出现了介乎诗词之间的，如李白之三五七言：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复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三字两句，五字两句，七字两句，合起来的。李白完全用新的法子，作了一首诗，整个是很自然的写法。学词的人都知道李白的《忆秦娥》。就是诗之最后，词之最先。从诗到词之间，还有“小令”等，是个短的体裁，如《十六字令》。——日本的俳句也是十六个字的——如：
“寻，帘外分明，坠玉簪，笼灯觅，休待落花深。”从诗到词，白话加进了不少。上回说的李清照的《声声慢》，就多半是白话。到了元曲，几乎完全是白话。白话用的越来越多。
明清间有好多杰作小说，都是用白话写的。比方，，，都是白话的。因为白话不但描写方便，而且述说道理也方便。宋朝学者的语录，是用白话写的。僧侣的语录也是用白话写的，都是写哲学学理上的意见的。这些语录，小说的普及，一般的影响了新文学运动，替新文学预备了道路。在文学革命以前，也有若干的例外，但是普通一般学校私塾，都实行文言的教育。政令军令都是用文言的。教科书、信函都是用文言的。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作文总是用文言的。每星期交一篇论文。题目如《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