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李广是老人的例子，九岁或十三岁十七岁的孩子根本就不应该用的。文气跟开笔的时候，完全矛盾。底下还说：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和以前的“家君作宰”，“童子何知”以及“四美具，二难并”，四美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是“宾”，“主”，更是互相矛盾。总说起来，文中只有：
“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段是很好的。因为这一段完全没有典故，是他自己创作的。这就是所谓“性灵”。从灵魂里涌出来的东西，跟用典故的完全不同。学写旧文学的，就是小孩子也往往写很悲哀的滥调。因为他们总看大人写的悲感的文章。他们以为不写悲调，就不是好文章。
“绿阴深处静焚檀，潇飒松风绕指寒，太息知音今有几，高山流水莫轻弹。”这是我九岁时作的。题目是《鼓琴》。我想弹琴是应该在松荫底下安静的地方焚上香。
是很古的调，设想是没有多少知音的。其实那时我不但没有学琴，不知的调子，连“知音”两字也不大明白，重要的是把“平仄”和“韵”作对了。此外关于琴的典故摆了一堆。整个儿是一个滥调的好例子。
今人写旧文章，和现代的生活不合的例子，还有很多。比方“挑灯”，从前是用油灯，写信时才有挑灯的话。现在是用电灯，没有“灯芯”可挑。坐船叫“挂帆”。这是从前没有汽船时代的事。生气而走的时候叫“拂袖”。可是现在衣服的袖子很窄，根本不能“拂”。
父母死的时候说“苫块昏迷”。现在丧中没有在地下睡的风俗。结婚的时候说“洞房华烛”，“华烛”现在根本就少有，洞房也多半就在旅馆里。这些典故用起来等于笑话，近年来已没有多少人用了！旧文学落到滥调的地步。甚至是有名的作者。如杜甫，陆放翁他们的作品中也不能免。现在我手里有陆放翁的诗，取个例子看一看：
“暮雪乌奴停醉帽，秋风白帝放归船。”
“丁年汉使殊方老，子夜吴歌昨梦难。”“乌奴”是山名，“白帝”是城名，“乌”和“白”是对起来的。”“奴”和“帝”也是对起来的。“丁年”是老年。“子夜”是夜半。
“丁”和“子”都是“干支”的名字。“汉”和“吴”都是地名。只看这些好像对的很巧妙，其实意思一点也不深。
又如中国诗人里写情有名的是李义山。他有一首《锦瑟》的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律句很好，不过内容是什么，一点也不明白。到了清末，旧诗的末流，流行到“诗钟”，“诗钟”
只是两句对子。完全是为练习排对的技巧的。比方题目是两个字“河”和“八”要隐藏起来：
“留守三呼兵急渡，武侯六出阵遗图”，头一句是兵队匆忙的渡过了河，底下藏的是“河”字。第二句是诸葛亮六出祁山之后，留下八阵图。所以“八”字被藏起来的。这样中国的文学落到极滥极坏的时候，就起了革命。这和政治到了极坏的时候发生革命是一样的。
新文学的产生我到日本，感到日本朝野的人士，对于中国文学的关心，到现在还大半在旧文学上，而不是关于新文学。中国最近五十年乃至二十年间，发生的各种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新文学运动。在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两个标语。一个是提倡“活的文学”，一个是提倡“人的文学”。中国的旧文学是以死的文字来写的。所以不能表现活的思想。从前的文学，是非人的文学，所以不能发挥人性。关于这个，陈独秀先生提出三大主义。一个是“打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第二是“打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第三是“打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贵族文学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说的，诗人谄媚“独天”——天子——的文学。古典文学就是“文妖”，所写的像妖怪似的文学。山林文学是跟社会隔绝的文学。所以都要打倒，而建设新的国民，写实，社会的文学。
胡适先生又提倡“八事”：
第一是“须言之有物”。说话的时候，背后一定要有东西。
“思想”与“感情”是文学中最重要的因素，没有这个，如同“行尸走肉”没有灵魂。
所以无论写什么，必得有背后的思想。
第二是“不摹仿古人”。古人的思想感情，跟现代人的不同，所以摹仿古人的，就是没有个人的思想。比方今人作篇“登楼”赋，用了魏朝王粲的情感就是不对的。你自己登了近代的楼，就应该写你高楼上所看见的所感到的近代的一切。
第三是“须讲文法”。中国的文学里，不合近代文法的很多。所以最先要研究文法。比方杜甫的诗：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按着文法改一改，就应该是：
“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那么为什么作了这种诗呢？那是完全只顾平仄，而注重形式，所以忽略了文法。
第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