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能够对关羽进行册封当然只有操控了整个朝纲的皇帝。所以无论是生前的将、侯，还是死后的追谥，以及后代的封王拜帝，无一不是来自封建帝王的御赐颁封。然而要将关羽送上神的位置，除了佛家和道教的供奉之外，还需要有广袤的民众信仰土壤。在这种土壤中长成的神人关羽，内里就藏掖着深刻而丰富的时代心理。
自隋唐开始，已经有着意颂扬关羽的诗文。像唐人郎君胄夸关羽“将军秉天资，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只不过，这一阶段的关羽仍然处在佛道两教的神化当中，而官方对民间的崇拜并未给予多大的关注，更无明显的影响，而作为“神”的关羽的一些典型的特征与情节尚未形成。
到了宋、元以后，王朝的兴替以及外族的觊觎，催生了频仍的战火，国力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不安，社会上的流民日多，无论朝野还是民众，在心理上都需要有一个强烈的信仰支撑。这时候，被神化了的关羽就成为一剂充满着幻想的强心针。
像内忧外患的北宋宣和年间，笃信道教的徽宗皇帝深信道士能够帮助他摆脱危机，而道士又乞灵于关羽。于是，此前就已经加封关羽为“忠惠公”的徽宗，再次把“忠而勇”的关羽加封为“崇宁真君”（自此，天下关帝庙的主殿始称“崇宁殿”）。他寄望于关羽能够发扬“义”与“勇”，救宋朝于危亡。到了相隔不几年的南宋之初，甚至有人把《劝勇文》张贴关羽庙中，鼓励人们不要惧怕金人，而要勇于杀敌。
除了将关羽纳入道教外，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还给了关羽另两个称号，分别是“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到了南宋高宗、孝宗，更是在王字前面添加上了近十个字的定语，像孝宗，就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在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些君主心中对臣子的要求，以及对巩固政权的热切愿望。
对于在战乱中被迫浪迹江湖的底层游民来说，刚刚从宗法网络中流离出来的他们深感个体的孱弱，在谋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社会秩序造就的萎缩、怯懦以及缺少个性和进取精神的缺陷让他们处处碰壁。于是，他们一边努力克服自己的欠缺，一边开始寻求意识上的补偿，并且试图将自己仰慕的品格比附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身上，然后再经由通俗文艺演绎出来。在这种前提下，高大勇武、无所畏惧、重朋友、讲义气，同时与游民又有着大体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最终依靠自己个人力量“发迹变泰”的人物，就极易被推捧为“神”。
在宋朝，时人已经流行三国故事，有“说三分”以及“三国志平话”在民间流传。元末明初，罗贯中在其集三国故事大成的的120回书目中，涉及关羽的就有二十余回，其中14个回目更是不惜浓墨重彩，极力美化关公。塑造出来的关羽“神勇无双、忠义绝伦”，不仅完全符合上层统治阶层的道德审美标准，其早年出身寒微而且身负命案，后来靠自己的勇力一步步赢取声名，除晚年镇守荆州时稍微安定之外，一生基本上都在路上奔走，加上早年就流传的关帝会在危难时节显灵保佑底层民众，更容易让到处漂泊的人们产生由衷的认同感，关羽成了最为契合游民理想中的神人形象。
让官方看到了关羽可以彰扬的圣人品行，也成了民间有口皆碑的道德楷模，关羽也开始成为上层统治者与底层民众信仰沟通的渠道。从此，关羽除了在官方拥有庙堂之高的地位之外，还赢得了来自民间底层的江湖之远的声名。
庙食遍天下
自元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同样供奉关帝，像元朝的皇帝就曾经两次封谥关羽。到了明清两代，皇帝给关羽神的地位不断加码，关羽头上的高帽也越戴越大，像明朝8岁登基、在位48年的万历皇帝，就将关羽加封为“协天大帝”甚至是“三界伏魔大帝”。清朝的顺治皇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在清朝入关以后的10个皇帝中，先后有8个皇帝共13次封谥关羽，最长的封号甚至长达26字，关羽的神格就此达到了巅峰。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经下令在京城为关公建庙，为京师十四庙之一，官府年年都祭祀。清朝雍正皇帝甚至敕命天下直、省、郡、邑都必须设立武庙。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城内外有关帝庙200多座，占庙宇总数的十分之一，在众多庙宇中数量位居第一。于是，宋元以来一直潜藏于民间的关公崇拜开始化作大张旗鼓的国家行为，在上位者的提倡，使得更多的人们深信关羽的镇邪驱魔、安邦定国作用，关羽的神性也似乎越来越灵。最后，在明末清初，关羽终于取代了姜太公，成了封建社会的“武圣”，也变成了为全民所接受和崇拜的“关帝”。“关帝庙”遍及全国大小城镇农村，而且随着华侨的足迹遍布于全世界各地。今天，包括纽约也建有关帝庙。
明清两代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重视关羽，原因很简单，就是上层统治者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他们不断围绕着被千百年来人们贴在关羽身上的忠、义、勇等道德符号做文章。像清朝入主中原后，除了大兴文字狱外，还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崇尚程朱理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