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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时，13纵周志坚的电话也打到了攻城指挥部，坚决表态：
“只有继续拼，杀开一条血路，才能通向胜利！”
也就在这时，栗裕的电话也打到了，粟裕是命令；而且是直接命令许世友：
“如果济南好打，军委决定调你指挥干什么？请你注意，济南的战况紧地牵动着华东战场。情况表明，南路援军在你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有可能奋力拖援。这样，南线将变为主要战场。为此，指挥部要求你们攻战部队，要克服一切困难，奋力突破内城，而且一定要快……”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一直注视着济南之战，一直谋虑着济南之战，一直与粟裕、许世友函电交驰的毛泽东，在这最关键的决定性时刻反而没见来电。
只有一种解释，此时，毛泽东对他的爱将们相知甚深甚透，也极其的信任，所以，越是关键性时刻，越是决定性时刻，越放手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大干。
9纵，13纵等“牛刀子”的表态，粟裕电话的一传达，指挥部主战意见上升至主导地位，与许世友意见一致的谭震林再次表态：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再发起进攻，会给部队加大压力。但是，我们要把部队在受挫后憋在心里那股子不服气的劲头计算在内。不要忘记，我们的战士会在我们想不到的环境里，创人间奇迹。”
许世友认为，当机立断的时机再次成熟，这是他认为正确的当机立断，这也是他经过努力才能做出的当机立断。
当机立断：全线再一次组织攻击，由东、西集团两面对攻，一定要把内城拿下来。
总攻时间：1948年9月24日凌晨1时30分。
许世友对他的每一把“牛刀子”的执刀人都极动感情也极有火气说了同样的一番话。
据说，许世友说话时声音太大，竟震得电话机听筒“嗡嗡”作响。
许世友说：
“我们头痛，王耀武比我们还头痛。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要咬紧牙关打到底！”
“我们的困难大，敌人的困难比我们更大，现在就看谁的决心硬过谁。我们要和敌人比毅力，比顽强，比后劲，胜利往往就在最后五分钟取得的！”
粟裕对我攻城指挥做的决定也就是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的判定是大为赞赏，并把这种赞赏写进了他的《战争回忆录》：
“在此紧急关头，我攻城集团的指挥员冷静、沉着地分析了敌我情况。当时，敌人四道防线已失，内城之敌十分慌乱，我攻城集团许多团营建制尚为完整。于是毅然决定组织第二次攻击。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分别到主要突击方向，进行深入有力地政治动员，帮助基层干部调整战斗组织，对突破它的情况做了反复研究，并重新作了部署，更严密地组织了炮火，爆破，突击三者之间的协同和后续部队的跟进……”
许世友则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描述了当时作出决定时内心的思考感受：
“在这节骨眼上，说话拍板算数的人要沉着，要冷静，不要被无关大局之变化所左右，不要为一时困难而犹豫。我们认为，仗已经打成了这样，攻城决心绝不能动摇！如果撤，外围阵地得而复失，前攻尽弃，再战还要大大增加部队伤亡，甚至可能出现欲攻不克，欲撤不能的局面，致使全役功败垂成。这是需要的是咬紧牙关，哪怕是血流成河也毫不动摇的英雄气概，而不是婆婆妈妈。如果只想着部队这个能否受得了，那个能否受得了，就没有办法指挥部队，也就不可能夺取胜利。”
聂凤智决定，9纵的主攻团仍是73团，突破口仍选在原处。
73团团长张慕韩决定，主攻连仍是3营7连。
炮兵营把所有火炮集中到了7连攻击位置，纵队司令员聂凤智特意批给73团炮兵营50发炮弹。
张团长亲自下到3营，总结经验教训。
张团长指示：“下次攻击，当我炮火轰击时，不要等待炮火延伸，7连要在敌人还没缓过气来就登上战头！”
“在登上城后，要大胆楔入，插入纵深，强力向两翼发展，一定要牢牢巩固突破口！”
“炮兵一定要保证射击准确，炮弹只准落在城头，落进城内，绝不允许一发炮弹落在城下！”
团政治处主任王济生亲自下到7连达团部命令：7连仍是主攻连。
三次攻击受挫的7连，正处在低落情绪中。狠狠咬噬着7连指战员的心是两个黑森森的大字：失利。
他们心中充满耻辱感，也充满万倍的仇恨，还有深切的怀念，对阵亡战友的无尽的怀念。
他们伏身在最前沿阵地，面对着那座巨蟒似的济南内城，默默地等待着，或者说是渴望着第四次攻击的命令。
7连指导员彭超，是这样回忆他们当时的心情：
“……乌云遮住了月亮，浓烟烈火弥漫在护城河两岸，空气象灌了铅一样沉。
“河里的火光忽闪忽闪地跳动。”
“城半腰的射孔里不时吐出一道道长长的火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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