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作证，无数倒下的解放军的躯体可以作证！
解放军战士被激怒了，带着怒气的冲锋更为勇猛。
战斗模范、排长张峰在带领突击队突进一楼时，守军向楼梯上抛下毒瓦斯和炸弹。勇士们等毒气散尽后，猛烈地冲上去把守军打得纷纷滚下楼来。
王耀武在指挥部里不断接到刘炳昆团长从邮电大楼发来的报告。他在战后的回忆文章中说：
此时的刘炳昆在用沙袋垒砌起的楼内团指挥所里，既未戴军帽，也未穿军上衣，只穿一件白色的衬衣，腰间掩着王耀武赠给的短剑，胸前斜挎汤姆式冲锋枪，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他猩红着眼，盯着被他打死的怯阵的排长。一个由数十军官组成的“督战队”站在他的面前。他愤愤地说：“养兵有什么用？是要卖命于战场！商埠已经只剩下我们这里仍在战斗，我们就要打出样子给王司令看看，给蒋总统看看！冲锋者赏，后退者杀！这就是你们督战队的要务，你们马上到防守的关键部位上去！”
攻击的猛烈使国民党守军的伤亡颇大。为了守住邮电大楼，刘炳昆决定把守领事馆的部队撤到这里来。刘炳昆在电话里请示罗辛理，参谋长犹豫不决，刘炳昆决意要干。罗辛理只好请示近在身旁的王耀武，王耀武忧虑地说：“当不可守时收缩阵地本来可以，可是横过马路时又要打掉多少兵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了。
罗辛理在电话里问刘炳昆：“邮电大楼你还能守多久？”
这一问因使刘炳昆一时语塞了。他透过窗子看了看楼外，太阳已经偏西，浓烈的硝烟正在滚动；拼杀和惨叫声从四方传来；他的参谋长和几个重伤的部下就在近处痛苦地呻吟。这些情景与声音原是早有的，可他却像是刚刚发现似的。就在这一瞬间，他猛然想起了家……
许久，罗辛理才听到刘炳昆沉重地回答：“我不知道我能守多久。我要求参谋长和王司令官，等你们知道我的阵地不在了，请告诉我的家人……”
罗辛理也被刘炳昆的回答搅得心绪纷乱起来。不过他立即追问：“你的家在哪里？”
电话里回答：“王司令知道。”
王耀武低声地说：“湖南，长沙。”
罗辛理说：“就凭你对党国的一腔忠贞，我建议立刻升任你为少将旅长，王司令官在这里，请他核准下令！”
王耀武接过电话，站起身说：“大将军受命于危难之中，我提升你为少将旅长，并迅即电告国防部和蒋总统。”
刘炳昆受宠若惊地接受了新的任命，带着刚刚恩加的空头“少将”军衔又疯狂地厮杀了。
事实正如王耀武所料，他后来回忆说：“一七二团团长为了守住邮电大楼，在解放军猛烈火力射击下，强令领事馆内的守军撤至邮电大楼内，在冲过马路时，被打死打伤很多，死尸横卧在马路上到处皆是。该大楼虽被包围，守军仍负隅顽抗，战斗仍甚激烈。”
然而，解放军在攻击这幢大楼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王吉文师长的牺牲。三纵司令员孙继先后来说：“是敌人扔过来的掷弹筒把他的胸部打了一个洞。我和丁秋生政委亲自把王师长抬下来。王吉文一死，大家都火了，一定要拼！”
王吉文是老红军，是济南战役中解放军牺牲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现在安葬于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王吉文的名字镌刻在汉白玉的墓碑上已经40年了，他为这里的人们所敬仰，但极少有人知道这样的记载：
“八师师长王吉文同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亲临火线指挥作战；在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时刻，坚持不让医生为他打针和眼药，并一再嘱咐要把药品留给其他同志用，还鼓励身旁的战友一定要攻克济南，完成战斗任务，为人民革命到底。”
“为王吉文师长报仇”的口号激励着三纵的攻城部队奋力拼杀；而一种与共军决一死战的疯狂也鞭打着国民党守军拼死抵抗。解放军的战地记者写道：
“战斗的进行是立体化的。敌人从各个房间里，从楼上的上层、楼梯口、底层楼板下的地洞和地下室里，前后左右向我射击或反扑。我军则利用每一个墙角、麻袋、石碑打退敌人的反扑，向前逐步压缩。敌人把桌、椅、板凳、沙发和成袋的面粉乃至成捆的文件都抛在走廊上，构筑障碍，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死角负隅顽抗。敌人的军官们野蛮地用机关枪把他们在房间里的士兵赶出来冲锋，甚至当被我们包围时还企图强制士兵不准投降。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当我某部五连‘英雄排’九个勇士突上最后的一所高大楼房时(这是王耀武的办公厅)，班长赵十顺发现正前方铁柜上架着3挺机关枪。他迅速扑上去，打死了督战的一个军官，其余的三个机枪手乖乖地举起手来。
“我军另一个突击小组把敌人压在一个房间里后，用喊话劝他们投降，敌人虽停止了射击，但不见有人出来。战士郭玉可迅速绕至房间后面的小门，正巧看见几个敌人军官架着机枪在威胁不愿作战的士兵们。他立刻扣动冲锋枪的扳机，把敌人的军官打倒，士兵们立刻放下了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