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通过陕北到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部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他和愿意一块走的红四方面军的20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商定，他们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一块走，因为他们吃不得苦，不能步行，而要骑马。
他们的计划很缜密也很机密，他们在不动声色中焦急地等待，作好一切准备，等待出发时间的到来。
4月4日。
许世友悄悄从医院回到抗大，派出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先行出发，到城外做好接应准备工作。
干粮已准备好，行装也已准备好，只等太阳落山，黑夜降临。
下午4时许，日已有点西斜。
许世友正从窗口望日头，更细地盘算出走的每一个环节，以争取悄悄出城，和平出城，尽量不与卫兵发生冲突，尽量不伤人。
这时，他发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周兴，气势汹汹带领一大批保卫人员，进入抗大，包围了学员队的宿舍和教室。
保卫干部们一个个荷枪实弹，枪口，就直对着门和门内的人。
他看见，保卫处长周兴在门外点名，叫出一个人来，就由保卫人员马上捆绑，然后押走。
一连被点出的十几个人，全被五花大绑。
豆大的冷汗突然从许世友的脑门冒出。
他发现，被五花大绑的人全是今晚要出走的人。
他完全明白了：计划败露。
这时，他的宿舍也被包围。
至少一个班的保卫人员堵住了房子的前后左右，手中的快慢机驳壳枪全张着大小机头，手指紧扣扳机。
他头一晕，胸一挺，开门走出。
两名保卫人员手提麻绳冲上，就想给许世友上绑。
许世友左右一推，两名保卫人员连打几个趔趄被推开数尺外。
“老子自己走……”许世友吼道，双手放在屁股上，向外走去。
七八个保卫人员一拥上前，带队的用枪指住许世友的头，大叫：“不许动，再动就开枪了！我们奉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谁也不准违抗，否则后果自负！”
枪口下的许世友冷静下来，不再轻举妄动。
许世友先是被绑，后又加上脚镣手铐。
许世友被押走，边走边大骂，骂了很多大逆不道的话，很难听的话，其中有些话指名道姓骂毛泽东。
后来，对于这次被带上脚镣手铐的抓捕，许世友是轻描淡写地回忆：“当天下午4时，党中央发觉我们要走，把我们叫去问，我就从头到尾的有什么说什么。”
对那位当时他尚还不知道是谁的“叛徒”，他更是破口大骂，大有恨不得生啖其肉的愤怒与仇恨。
后来，他才知道，他所骂的人是王建安。
这次轰动一时的“延安暴动”事件，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一直未公开披露，因此更具神秘色彩，更具内幕色彩。
数十年后，当时的抗大政治郭主任莫文骅所忆的《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事实：
4月3日(此处与许世友的回忆有出入)是星期日，天气晴朗，学校放假休息，教职员、学员们大多到延安城内，到清凉山和宝塔山等地去玩了。我因为有些事要做，没有外出。
上午八点钟左右，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现名邓飞，曾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突然跑来找我，他神情紧张，上气不接下气，急急忙忙告诉了我一件意外的事情。
原来，他刚接到第二队的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的报告：在“抗大”学习的少数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学员，由于不满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受张国焘拒不承认错误的影响心怀不满，由许世友领头，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十多名军师级干部参与，密谋带领每人身边的武装警卫人员共二十多人，携抢逃跑。他们准备当晚午夜举事，杀死×××，然后从北门城边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因为城门有哨兵)，到山中打游击。这是他们平时就侦察好的。水沟能同时爬出两人，可以避免被城门口和墙上的哨兵发现。
王建安(军长)是参与者，后来他觉得这一行动太不应该，认识到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用暴力？况且又要杀死某某，这不是叛变革命吗？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保险。所以他决定不走了。
上午，当许世友问他准备情况时，他说有病不能走了。但他们逼他一定要走，否则采取强制措施。
这样，王建安感到两头为难。走了不合适，不走又怕有意外危险。经过仔细考虑，不得不亲自问谢富治揭发了事变阴谋。
当我听邓富连讲完这件事后，心情也非常紧张。自红军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真是破天荒了……
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考虑一下，决定让邓富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