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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深厚且复杂但始终不变的感情和敬仰之情，应该说最初是源于恩怨分明，知恩图报这一中国传统的最高道德。
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六盘山下那座古老的小集镇会宁城的会师划上一个意义深远的句号。会宁会师也标志着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心的战略转移基本完成。
于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又一次路线斗争开始激烈地进行。
一直处于斗争漩涡之外的许世友，这次被卷入了漩涡中心。
或者说，是他自己跳入了漩涡中心。
路线斗争的对象，也就是毛泽东的对立面张国焘。
路线斗争的实质，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清算张国焘为代表的“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路线。
这是一场张国焘几乎无招架之力的路线斗争。
其英明、正确已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尤其是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为全党全军所公认的毛泽东，决心清算张国焘的错误。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这次批判，虽然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但仍难以摆脱中央苏区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遗留阴影。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短短几年，红四方面军由弱到强，最强大时发展到拥有八万人马的大军，打破了国民党川军大规模的六路围攻，一举解放十余座县城，川陕根据地发展到数百平方公里。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决策者，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和壮大，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这些胜利的取得，张国焘的主要功绩应不可没。
同样，红四方面军所犯的主要失误，也就是张国焘的错误所造成，张国焘也应负重责，甚至可以说罪责难逃。
张国焘的罪责，既有鄂豫皖根据地时“白雀园”的肃反扩大化，更有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另立中央。
然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阴谋也笼罩在了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头上。
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员主要战将，应该说得到了张国焘的赏识和重用，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和壮大，许世友也从1932年的红12师34团团长，升到1933年的红第9军副军长兼红25师长，再升至红4军军长……
阴影当然也笼罩在许世友头上。
此时，许世友已由红军第一支骑兵师师长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西安事变后，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就是在他在校学习期间，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展开。
而且并没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的功劳和贡献，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分开来。
实事求是地分析，许世友对张国焘也曾是有感情的，而且不是一般的感情。
直到1945年，他还在检讨这段历史：
“在国焘路线时期，自己受了张国焘愚民政策的欺骗，他从来不提倡学习，加上自己也有只凭枪杆子打天下的思想，不愿学习理论，因此，在政治上，理论上是糊涂的，不能辨别方向，还由于他的错误干部政策，拍拍拉拉，自己是一心崇拜，感情超过组织，在反国焘路线中，自己受到刺激……”
最初，他是在批判张国焘的大会上受到刺激。
那是在延安的所有部队、机关、团体、学校全面开展批判张国焘活动中，抗大学员们召开的一次大规模“张国焘斗争会”。
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们全部到会。
毛泽东亲自到会。
张国焘也到会。
抗大的所有在延安的学员全体到会。
抗大校长林彪主持会议。
毛泽东首先给“斗争会”定下原则：“要在大事大非问题上划清界限，分清是非……”
当然，许世友也坐在台下，坐在抗大学员中。
他很快就坐不住了。
他怒目圆睁，面红耳赤，差点就暴跳而起。
他看见，有人跳上台，根本不容张国焘申辩，就把张揪起座位，把张国焘的双手强扭向背后，再压住张国焘的头，要张认罪。
他看见，有人冲上台脱下鞋子朝着张国焘的脸狠狠打去。
张国焘的脸顿时红肿，连眼镜都被打落地上，镜片摔碎。
他看见，要不是毛泽东及时制止，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还没被撤职的张国焘，完全有可能被打伤，被自己的部下打伤。
他还注意到，毛泽东只是诙谐的说了一句，作了一个手势：“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就轻而易举的制止了打人。
然而，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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