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就八路军如何与苏军配合、如何肃清各地敌伪武装势力都达成一致意见。经过苏军同意，八路军还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并发布安民告示，负责起市内的治安。
苏军对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态度的变化，对于尔后中共领导的武装继续挺进东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惜的是，进入沈阳的八路军携带电台功率小，与延安联系不上，不能把这一重要消息传给延安。恰好这时，驻长春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也要与中共中央联系。苏军专门派出一架飞机，曾克林陪同苏军代表从北陵机场起飞，飞赴延安。
9月14日，苏军的这架飞机抵达延安机场。
下午，曾克林见到刘少奇等中央负责同志，详细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的情况。据称，沈阳地区“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就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军警武装均待改编”；“各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曾克林部现已发展2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曾率4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4000人，并改编保安部队万余人”；“原在东北作苦工之我八路军被俘人员约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在沈阳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部)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枝、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
苏军代表转达远东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朱德总司令的问候，并申明苏军将遵守雅尔塔协议。
苏军代表说，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麻烦。
中共中央表示可不用共产党、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
9月15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向党内发出发展东北根据地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
中共中央还规定：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决不要经过红军驻扎的地方；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接治，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如部队进入满洲不可能，即放下武器，脱下军装，作为劳工或难民开到沈阳附近再装备。
国民党在东北与热察两省基础薄弱，现在陆路不通，海路和空中运输困难，所以东北的局势对中共发展极为有利，是“千载一时之机”。据此，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同志携电台一部于9月15日晨搭乘来延安之苏军飞机去东北。为了与苏军交往方便，还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报务、译电)上校军衔，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由于驾驶员技术不佳，还没有飞到沈阳，在山海关着陆加油时，一头栽进稻田地，机尾朝了天。乘客们连同行李全部翻到前舱。彭真受了脑震荡。陈云比较幸运，被撞进了驾驶室，没有受伤。叶季壮受伤最重，被砸得卧地不起，最后被用担架抬出飞机。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受了轻伤。飞机严重损坏，不能继续飞行。一行人只好由当地负责人朱其文给予妥善照顾和安排，改乘火车赴沈阳。
1945年8月24日，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延安，搭乘这架飞机的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20多人。他们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奔赴各自战斗岗位的。飞机在太行山区的东阳机场着陆，这些人在八路军总部休息一天，刘邓又尽地主之谊招待其他人。然后其他人又动身步行赶路。陈毅返回新四军任代军长。林彪和肖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一行，原定去山东根据地，由林彪接替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走到河南濮阳，接到中共中央“万万火急”电报，要他们立即转道去东北。军令紧急，他们不顾秋雨连绵，道路泥泞，日夜兼程北上，于10月上旬到山海关，改乘火车于10月中旬到达沈阳。
有人说，林彪是自己要求去东北的。从历史来说这一点已无关紧要。林彪1925年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25岁就任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1937年抗战爆发，他指挥八路军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因而威名远扬。林彪是工于心计的。比起东北来，山东是太小了，东北可以为他一展军事才能提供广阔的天地。他又在苏联生活过一段时间，和苏联军方也可以建立良好关系，总之，无论中央决定还是个人提议，林彪去东北都是必要和正确的选择。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按照中央电报，也要去东北。罗荣桓从1927年开始就从事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抗战时曾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此时，罗荣桓已患多年肾癌，身体难以支撑。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央曾准备让他回延安休养治病。现在，为了东北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