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军分区之第十二、第十八团合计近2000人。
在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下，从冀东抚宁地区出发，走在最前面，先后配合苏联红军攻克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北镇等城，于9月6日乘火车进抵沈阳。
他们本期待着与苏联红军“老大哥”胜利会师的热烈场面，然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驻沈阳的苏联红军“老大哥”对他们冷若冰霜。苏军开始不许他们下车，对这支穿着没有标志的土布军装、手持陈旧武器的队伍突然出现，感到意外也有所怀疑。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张化东、刘云鹏三人带着参谋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
卫戍司令卡夫东少将傲慢地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
曾克林心平气和地向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奉延安总部的命令到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接管东北。”
卡夫东却回答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
曾克林马上反驳说：“你们有最高统帅部，我们也有最高统帅部。我们的最高统帅部是毛泽东、朱德。我们是奉他们的命令来沈阳的。要我们离开沈阳，需要有延安总部的命令。”
卡夫东大吵一通，不同意八路军进驻沈阳。曾克林回到火车站和副政委唐凯等研究了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和苏军据理力争。于是曾克林等又第二次找卡夫东交涉，卡仍坚持不让下车。
当天下午3点，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到苏军卫戍司令部。这次俩人态度很强硬。一见卡夫东，唐凯便伸出胳臂，指着参加革命后在手臂上刺着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纹志连声说：“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这时出来一个叫格拉辛科的政治干部，此人态度和气，处理事务也比较老练。
曾、唐两人向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和你们共同作战了，在锦州又和你们部队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我们长期在这里坚持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打电报问莫斯科。”
他们听了这一席话，感到有道理，最后表示同意下车，但要驻到距沈阳市30里外的苏家屯去。尽管这样，与苏军三次交涉总算有了结果。
傍晚部队接到下车的命令，2000多人迅速集合得整整齐齐，战士们枪都上了刺刀，队伍显得威武雄壮。
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涌上街头欢迎。广场和街道两旁聚满了人群。当了14年亡国奴的沈阳人，总算看到了中国军队。当部队排成四路纵队沿大街唱着“八路军进行曲”行进时，群众前呼后拥，像举行一次庆祝胜利解放的大游行。苏军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
苏军看到这么多老百姓自发欢迎中国军队时，他们对这支军队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改变原先态度，派了两名上校坐着吉普车，在途中拦住这支队伍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市区故宫东面的小河沿”。于是，部队又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歌曲，走向小河沿驻地。许多群众夹道欢迎，直到部队驻地不愿离去。
当天夜里，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副司令格拉辛科派人来市府大楼找唐凯副政委到苏军司令部会谈。他们先询问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情况，及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等。唐凯对答如流。可能都是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自己人，双方谈话气氛很融洽。
过了一天，即9月7日下午，苏军驻沈阳最高指挥机关近卫军坦克第六集团军派来两名上校军官找曾克林、唐凯，见面就说：“斯大林、莫洛托夫来了电报，你们确实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请你们两位将军到司令部去。”
曾克林、唐凯到达苏军司令部，后贝加尔方面军下属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柯大将和军事委员杜曼宁中将已在那里等候，苏军驻沈阳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军长、军事委员们均在坐。
克拉夫钦柯首先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的限制。”
曾克林马上说明情况：“八年抗战，我们一直坚持在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冀热辽是我军战斗的地方。这次我们出关，与你们部队会师，配合作战，打开山海关，就是我们这支部队。”
行军中的东野唐凯补充说：“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斗争，所以才来得这么快。蒋介石消极抗击，躲在大后方，他们是不能这么快到这里的。”
听了他们的介绍，苏军将领很高兴。
克拉夫钦柯说：“我们不叫你们将军了，称你们为同志，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
同志，这个被苏联大文豪高尔基誉为最美好的字眼，使同是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握手言欢。
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