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城河边，便被敌人的子弹射倒了。夜间偷渡，敌人的照明设备把护城河上空照得如同白昼。参谋们想不出妙法，心急如焚。
纵队司令员李天佑胸有成竹，他说：“你们这十几个参谋的点子想完了，不要紧，我有好几万参谋。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算算看咱们有多少诸葛亮哪！”
经司令员一点拨，参谋们脑子立即开了窍，大家分头下到连队向指战员要“高招”。
好点子收到了好效果；纵队司令部的电话频频。送作战计划的通信员这个出，那个进。各单位送来的作战方案中有关渡河的办法有二十几种，是从8万多条建议中加工出来的。
司令部开了整整一天会议，作战计划都被批准了，只有部分的修改。一个参谋建议规定统一的渡河方案。李天佑司令员不同意，他说：“我们不能统一组织渡河，也就不能规定统一的过河办法。护城河很长，各个地方的宽窄深浅和火力强弱各不相同，不能作千篇一律的文章。”政委梁必业说：“要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创造。”
最后的方法是，司令部将二十几种过河方案统一印发部队，让各级指挥员互相参照，最后由各部队确定本部的过河方法。
战后，司令部查对，几乎一个连一个渡法。战斗总结时过河问题最难搞。有个参谋说，就写四个孛：群众路线。李天佑司令员说：“指挥战争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这一点敌人做不到，但却是我军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民军队的重要一面。搞军事民主，群众积极性得到大发挥，指挥员就能变得三头六臂，万分聪明。”
护城河里的水有三米深。
没有桥，部队过不了河。
部队焦急，担任主攻任务的指战员更焦急，他们蜂拥到纵队指挥所、师指挥所、团指挥所……”献出了那么多奇特的桥：苇子桥、汽油桶桥、木板桥、船桥、活页桥、还有云梯桥。
这些在所有桥梁史上都查不到记载的特殊的桥，闪烁着智慧，是通往胜利彼岸的路。
坦克兵也参加了渡河方法的讨论。有人提出把坦克开到护城河底去，在坦克顶上搭门板桥或芦苇桥。
用坦克架桥是个好办法；只要把门板往坦克顶上一放，部队就可以迅速冲过护城河；攻下偌大的一个天津，解放几百万人民，损坏几辆用生命代价缴获来的坦克是值得的。但是，坦克兵要是爬不出来，会被闷在水底淹死。
人们正在犹豫的时候，坦克分队的战士们来了。一个个站在司令员面前，挺着脚脯，熏黑的面孔显出刚毅的英雄气概，眼睛炯炯有神。他们热情地恳求着：“司令员，批准吧！”
“我们是共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
“为了解放天津几百万人民，即使我们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一个人牺牲，几万个战友冲过去，司令员，批准吧！”
英雄的坦克兵发出了视死如归的英雄誓言，惊天地，泣鬼神，压倒泰山。
纵队党委再三考虑，终于批准了采取用坦克架桥的方法，但严肃地宣布：“坦克要开到河底去，人，要活着爬出来！”后来，在纵队前沿指挥所召开的攻击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李天佑司令员进一步明确了必要时使用坦克架桥的决心。
大兵团作战，几十万人协同动作，发射总攻信号成了难题。
攻津作战，东西两个方面都是两个纵队协同进攻，战线有数公里长，如果各部队不能同时看到总攻信号，就会影响协同动作。
西集团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提出用信号枪，但信号枪打不高，亮度也不够，不易奏效。有人提出用六○炮同时打两发照明弹，但还是不能保证全线都能同时看到，而且只打两发，容易与其他信号混淆。最后决定用五门六○炮同时打五发照明弹作总攻信号，并由一纵作战科负责训练和指挥专门人员发信号。
这天，作战科副科长正带着战士们训练发射信号，李天佑司令员来了。他听取汇报后，又亲眼看着战士们演习了一次。司令员深思片刻，向副科长提出了问题。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这五门炮有一门发生了故障，怎么办？”
副科长回答：“这五门炮都是经过严格检查和试射的，估计不会发生故障。”
回答显然不能令司令员满意。
“估计？”李天佑的语气很重，“估计不会出故障怎么行？还有，如果你的照明弹打到天上，有一颗哑火怎么办？”
副科长说：“照明弹是挑选出来的，不至于发生哑火。”
李天佑严肃地说：“有些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而万一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一丁点也马虎不得！不光要想到它，而且要有措施保证才行。发出的信号如果出现意外，是绝对不允许的。”
副科长满脸愧色。
李天佑语气缓和地说：“来，我们想办法。”
后来，司令员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决定用七门六○炮，两门作后备，照明弹也多挑选一些，以防万一发生意外。
总攻天津的各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