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长江防御。
蒋介石认为，“东北军事虽然失利，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匪实力比较，仍然居于优势”，“华北国军战意战力均佳，且已有坚强部署，共匪窜犯占不了便宜去”。“傅总司令作战精神与战略之运用，均极勇敢周备”。只要“适时加强战力，整个战局无虞”。
蒋介石还把挽救华北危局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上。10月底，他在北平召集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训话时说：“戡乱必胜的关键在于以美苏为主要对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美苏必战。苏俄必败，美国必胜，美国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这种矛盾的心理，使蒋介石在是退是守的问题上犹豫难决。
11月4日，即辽沈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蒋介石一纸电令将傅作义召到南京，参加最高紧急军事会议。
蒋介石认定华北守军已处于夹击危险之中，因此为了集中兵力在徐蚌地区同陈毅、刘伯承的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决战的需要，同时避免华北守军坐等被歼，主张放弃平津，将傅作义的4个兵团近60万大军南调。
蒋介石的意图是，集中兵力在徐蚌地区一决胜负，一举扭转中原进而改变全国形势。即或徐蚌失利，还可以促有江南半壁河山同解放军打持久战。为此蒋许傅以“东南行政长官”的要职，希望能够令傅作义动心南下。
傅作义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老蒋的为人。虽然蒋介石器重他的才干，并将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但他心中明白，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蒋介石一贯排斥异己，一旦撤至江南，人为马俎，我为鱼肉，几十年苦心经营的血本迟早要被蒋吞个精光。况且傅作义发迹的本钱是第35军，起家的根据地在绥远，他的嫡系部队如第35军等绝大部分士兵是绥远一带人，故土难离，傅作义是很难将他们带往江南的。更为重要的是，傅作义盱衡形势，认识到跟着蒋介石走到底，未必能有好的结果。
所以，傅作义认定自己不能离开华北，任凭蒋介石说得天花乱坠，傅作义就是不离开华北。
傅作义的理由十分充足，那就是撤总是要撤的，但现在还不是不战而撤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兵力损失一定很大。需要经过最少3个月的休整方能入关。3个月内，傅作义凭现有的50多万部队完全能够支撑华北局面，支持华东徐蚌会战。
傅作义慷慨陈辞：“南撤方案非不得已时不可实行。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如果轻易将半壁河山拱手让人，会影响国际威信。”
傅作义的一番大话竟然说服了蒋介石。蒋介石最后决定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
为了鼓励傅作义据守平津，蒋介石除将华北党、政、军、经大权交给傅作义全权处置外，还允许他不经过南京政府直接接收美援，答应用美援的7万只步枪和2亿发子弹补充傅作义所部。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从11月中旬开始，采取措施，重新调整了部署。
1948年春，阎锡山根据他守太原的经验，曾向傅作义反复推销其“堡垒战术”。阎锡山认为，傅作义的“机动战术”对付华北共军的游击战术，可奏效于一时，但对东北数十万大军就不起作用。对付共军进关的有效办法，就是采用“堡垒战术”，即在“唐山至塘沽、天津之间筑碉堡一万个至两万个”。
阎锡山说，东北共军欲进关内，非攻碉堡不可。这些碉堡既可吸住其不能前进，又可消耗其实力。假使每个碉堡能消耗其100人甚至可能200人，即可获得胜利。“倘使得了几次胜利，则何患美援不至。美援一至，剿匪之功，便可成矣。不这样做，恐死无葬身之地了”。
当时，傅作义自恃实力强大，不需采取如此消极的战法。但彼一时，此一时也。现在，傅作义开始考虑使用这种消耗战术了。
于是，他加紧征集民工，大力加强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城市的防御工事和塘沽海港的外围工事，并亲派“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进驻塘沽，督导，检查北宁路上的护路工事。还多次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市长杜建时，加强天津城防，使“大天津堡垒化”。
傅作义意识到，东北解放军进关后，在兵力上将形成优势。为此，制定了一个扩军20万至50万人的计划，争取数量上的平衡。他下令河北、绥远两省加紧扩兵，每县编组1至3个保安团，并下令将地方保安团编人正规部队。同时，指示各省，抓紧征购粮食，以备战时之用。
在兵力部署上，缩短战线。他并未按蒋介石的要求，将主力集中于津、塘、唐地区，而是将他的嫡系部队17个师置于平绥路东段和北平以西地区，确保西撤绥远的退路；将蒋系部队25个师配置在北宁线平津唐段和北平以东地区，阻挡东北解放军入关，并保持海上通道，以便形势不利时各奔东西。
他将蒋系中央军之第4、第9兵团部，第13军、16军、31军和傅家军第35军、101军、104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