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4、第11纵队等组成先遣兵团，向北平近郊前进，威胁敌军侧后；通过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公开揭露蒋介石、傅作义的阴谋。
结果，傅作义的偷袭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11月初，华北第2兵团进至曲阳、定县、满城地区，对傅作义重兵据守的平、津、保三角地区形成直接威胁；东北先遣兵团2个纵队、3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共12万人，进至冀东之蓟县、遵化地区，对平谷、平津、津唐各线及平津两城形成严重威胁。特别是东北先遣兵团入关，大大加强了华北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为主力入关和发起平津战役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人民解放军连续不断的打击下，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和太原绥署阎锡山集团的态势极为不利。1948年9月间，阎锡山的6个军、16个师共10万余人龟缩太原孤城。傅作义以1个军、3个师约4万人驻守归绥；1个师万余人驻守大同；12个军、42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50余万人，分布于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北平、张家口及承德、保定等铁路沿线。
当时，傅作义集团北面有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以为屏障，南面有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可作依托，自身兵力上又多于华北解放军，因此尚能在华北地区应付坚持。但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全军覆没，东北之屏障不复存在：刘峙集团正陷于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自身难保。一旦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傅作义集团将首当其冲。
对平、津的退守问题，傅作义早就有所考虑。1948年春就任华北“剿总”不久，即飞往太原，向阎锡山讨教良策。
阎锡山在纵论华北局势后，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筑坚强堡垒1万—2万个，密布于唐山至塘沽及天津一线，以阻止东北林彪部入关，或消耗歼灭向关内进攻的东北共军；
中策：退出北平，守张家口至包头一线，与山西及河西之马家军成掎角之势；
下策：坚守北平。
傅作义虽表面上对阎锡山的计策连连称是，但内心里却认为这一战术过于保守，因此采取了“以机动战术保守北平”的方针，以北平为中心，以平津保三角地区为作战重点，在北宁、平绥、平保各线往返机动作战。
辽沈战役开始后，傅作义始感到华北战局面临危机，平津退守问题已摆在眼前。
他认为，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西退绥远是比较可行的方案，这样可以带走自己的基本部队，保住基本的根据地。不过，退守绥远也有困难，一是只能带走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他带不走；二是西北有马鸿逵，难以合作；三是绥远物资缺乏，地广人稀，运输补给困难。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不战而放弃平津去保守绥远一隅。
傅作义认为比较理想的方案是暂守平津，扩充实力，争取美援，以待时局变化。
他自恃手中兵强马壮，解放军一时对他无可奈何，认为“目前局势严重，但其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华北的生存”。因为当时华北解放军3个兵团正分别围攻太原，西出归绥和南下平保线作战，兵力未集中。自己的兵力与华北共军相比占有优势。只要东北野战军不入关，单是华北解放军对其构不成致命威胁。他认为，东北解放军经过50多天的连续作战，没有四五个月的休整补充是不能入关作战的。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国民党军队面临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打击，是撤是守，对于蒋介石而言，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11月3日，南京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紧急商讨华北作战方针。国防部长何应钦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乘华东解放军正集中兵力准备举行淮海战役、济南地区防守兵力较少的时机，傅作义南下袭取济南，以后即在山东作战。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既可撤出华北部队，又可牵制华东解放军，使其不能全力进行淮海战役，从而减轻徐州“剿总”刘峙集团的压力。不利的地方是从平津地区南下济南，要经过近千里的解放区，沿途必遭重大损失。因此，第二个方案是将傅作义全军径行南撤，第一步海运青岛，第二步再海运江南。
蒋介石虽基本同意将华北部队南撤，但对不战而放弃平、津，却心中充满矛盾。
一方面，徐州刘峙集团面对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联合打击，前途凶多吉少。如果徐、蚌丢失，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即暴露在解放军的直接攻击下，因而急需增加徐蚌战场兵力，并加强布置长江防线，而华北傅作义集团是唯一能够调动的兵力。因此，蒋介石极想将傅作义集团南撤。
另一方面，若撤出傅作义集团，就等于放弃平、津，放弃华北，在政治上必将产生严重影响。同时，能否安全撤出这支庞大的部队也是个问题。如从陆上南撤，要经过辽阔的解放区和黄河天险，成功的希望很小；如从海上南撤，运力不足，时间上也来不及。另外，如果傅作义固守平津，可以牵制东北、华北解放军一个时期，便于争取时间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