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浦镇以北的山地及敌人主阵地之间，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经过一整夜的战斗，我军夺取了平顶山、大顶山和二顶山等制高点和其他全部重要阵地。22日清晨，敌人害怕被我军全部消灭，残敌慌忙向浦口方向逃跑。
我军夺取浦镇后，兵不解甲，马不卸鞍，不停地向浦口追击。22日下午和晚上，敌人慌乱地向江南撤逃。一个美国人记下了这一天
1949年4月23日清晨，我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
急忙穿上衣服，驾车朝着长江边爆炸声传来的下关码头疾驶而去。
国民党部队已弃城而去，受命护城的第26兵团根本就没露面。
暴民开始洗劫国民党官员豪宅，李宗仁、何应钦、市长邓杰住宅也没幸免。邓市长在企图驾车带着市财政金库三亿金元券逃跑时被司机和卫兵打断了双腿。第二天，金元券贬至150万兑一美元。邓杰侵吞的公款仅值200美元。
抢劫者大多是穷人。各种家什被一趟趟农车和兴奋的人们肩扛背驮给弄走了。一位笑眯眯的士兵枪也不要了，一手拿一盏台灯小心翼翼往外走。一位老妇手拿四块精致的刺绣坐垫，颤悠悠地迈着小脚，喜不自禁。
我来到城外明孝陵机场，这是内部机场，几十架运输机正忙着上货。我看到一个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命令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家具搬上飞机，这实在太难以置信了。立法院委员们排队登上另一架飞机。有的头戴适合南方气候的软布帽，还有一两个人带着网球拍。“我们会回来的。”一位议员对我说，但口气并不坚定。有几架飞机是专为高级军官和官员家眷以及他们财产准备的，可哭哭啼啼的市民也想挤上去，还有人试图行贿；士兵们向他们挥起上了刺刀的步枪。
李宗仁和何应钦约在上午9点离开国防部大楼。动身前，代理外交部长叶乔治(即叶公超)打电话给法国大使兼外交使团首席使节杰奎斯·迈利尔，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马上就要撤走，希望各国外交使节随同前往广州。迈利尔回复，大使们都想留在南京，但苏联大使除外，他早已去了广州。西方各国正在观望，看时局将怎样发展，以便将来有机会通过他们驻南京大使与共产党建立官方联系。
我和法新社中文助理比尔·关去找治安委员会负责人马将军。当我们驶过中山路时，突然被一排八个士兵拦住，枪口直冲着我们。他们是南京江防前线最后八个哨兵，天黑后才离开哨位，要搭车。车开到孙逸仙环形交叉路口时，关解释说我们不得不左拐了。士兵们从车上跳了下来。关问他们去哪儿，那领头儿的说：“南门外。”我们目送着国民党驻南京最后一批士兵消失在夜幕中。
我们在开罗饭店一间卧房找到了马。4月22日午夜，身为前国民党陆军师长的马被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电话叫醒。张告诉他，卫戍部队马上要撤离，请他在过渡期间全权负责。此时，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天亮前将堆放在明孝陵机场的油料和炸弹运走，他们估计天亮时国民党轰炸机会再来空袭。下午7点，我和关曾去过的军用机场已在爆炸声中飞上天。马说他已与共产党联系，告知他们随时准备投降。共产党部队预计在黎明时分进城。
离开开罗饭店，我和关直奔中央电报局发稿。走出电报大楼，我们发现中山路一带火光冲天。庄严的立法院黄色大楼着火了。我驱车沿中山路慢慢向西北门开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我们正沿着主干道行驶，突然听到有人用中文喝令道：“站住！”从大路两旁梧桐树下的灌木丛中跳出两名士兵，端着枪向我们的吉普车靠过来。“什么人？干什么的？”一名士兵拿电筒照着我们。关回答说：“我是法国新闻通讯社记者，他是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美国人！美国人！”那位士兵惊呼，并用电筒照我的脸，仔细打量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陈毅部队开进南京城先遣队的尖兵。
我们被带到一位共产党指挥员跟前。他正在冲士兵们喊叫，催他们快速向市区进发。这并不是按计划要在上午进城的大队人马，而是因市内大火，强行军从西北门入城的先头部队。指挥员匆匆问了几个问题，便命我们回到车里掉头开回市区。领路的是一辆民用吉普车，车上坐着六个人，有的是共产党军事指挥员，有的是南京治安委员会成员。我们加大油门，向电报大楼奔去。
在电报局楼里，我和关掷币决定谁先发稿。他赢了。他发了一封三个字快电——RedstakeNanking(“赤党”占领南京)。紧随其后，我发出了66字电讯稿。不想，电文刚发完，共产党军队就切断了南京和上海间的通信。关的三字快电很快便摆到巴黎法新社办公桌上，可编辑们翘首以待的详细内容却在第二天上午南京启动无线电传输后才发出。这使关与南京失陷的头条新闻失之交臂。我的电文倒立即通过美联社电信系统向全世界播发。当太阳照耀在紫金山时，共产党已经完全占领南京。
黎明时分，我赶到南京城西北门。共产党大队人马个个身穿黄军装，头戴平舌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