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代。被认为“自白”不彻底者，指导员、组长和便衣特务便组织骨干开展斗争，先让自白者自己打自己，然后再指名强迫工人互相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至合乎“召训”扣捕标准时为止。
所谓“召训”，比小组斗争更凶狠。工人们把它称做“过鬼门关”。召训由职业特务负责进行。被召训人一进召训室，就立刻被命令站在地上或跪在地上，背诵“自由流年表”，而召训人则观脸色，摸心跳，找漏洞，见缝下蛆；一旦脸色异常，心跳较快，背诵和写的有矛盾，便马上遭受乱棍毒打，直到承认是共产党派来的，或者承认给八路军办过事，才住手。
所谓“处理”，就是通过“召训”，把清查出来的“通共分子”送交特务机关治罪。
工人们在过上述四道“关口”中，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真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晋华卷烟厂女工杨某，年仅15岁，从没见过八路军和共产党，就是因为在斗争会上不说话，被传训长追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否通八路？”她还是低头不语，传训长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杨某受他舅舅的指示，准备往茶炉中放毒。于是，召开全厂大会进行斗争，杨某被斗得神经失常，口吐鲜血，含冤而死。西北造纸厂女工杨拉弟，下工后与一名叫于三毛的工友说了一会儿话，见人来了便不说了，于是成了斗争对象。
反动分子威逼她自己打自己嘴巴，让她头上顶一条凳子，两手又各托一条凳子，举上举下，同日，她婆婆也因此受到牵连，在村里被迫“自白”。夜里，婆媳会面一谈，知道两人说的有矛盾，吓得哭了一夜，大清早，便撇下一个6岁的孩子，携手跳汾河自尽了。西山煤矿工人范二米受召训时，召训人硬说他给八路军送过情报，命令打手先用乱棍打，后用火柱烫，最后又用竹签子穿肚皮，活活被折磨而死。阎锡山的永兴堡街道铁军基干主席石祯，硬说搬运工张仁是“暗八路”，在斗争大会上强迫妇女儿童往死里打，一伙妇女儿童不论如何受逼，都不肯用力打，石祯恼火了，猛扑过去，夺了一根棍子，亲自动手狠打，霎时间，张仁的脑壳被打得开了花。
西北造纸厂在“三自传训”中被辱骂和毒打的，占全厂员工的1/3。据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1947年底统计，晋中各县在“三自传训”中被污辱、打骂或被杀害的共达8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者在3000人以上。
阎锡山在推行“兵农合一”和“三自传训”暴政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其特务组织。“特种警宪指挥处”(简称“特警处”)，梁化之任处长，徐端代处长。内设秘书室和组训、情报(内设线索、情报两组)、审理、宣教、联络、视导、参谋、总务等科，直辖“特宪队”、“感训队”、“军政干部训练队”、一、二、三“特招室”、“资源调查社”和特务连等。“特警处”是阎锡山接收了日本的各种杀人工具，集国民党特务刑罚之大成而建立的。它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饭馆、剧院和旅店内部，都秘密发展“细胞”，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
“特警处”规模庞大，权力无限，可以随时逮捕任何军政官员。至于审讯、暗杀共产党以及所谓“有伪装嫌疑”的人民群众，更是家常便饭。为了锻炼特工人员的胆量，“特警处”经常用活人进行演习。有一次，阎军司令部特高组采取绳勒、活埋、刺杀、斩首等手段，杀害了4名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伪军人员。在演习时，梁化之、徐端命令其全体特工人员到现场实地观察，研究杀人方法。
“特警处”是阎锡山“对外斗争、对内控制”的主要工具，有专职特工人员5000余名，数以千计的“特务细胞”，遍布太原全城。他们以尾随监视、投亲访友、蹲门等候、叛徒劝降、封官引诱等手段，侦探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对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则用绳勒、活埋、强迫服毒和打毒剂针等手段秘密处死。据统计，1946年3月到1948年，在全省侦察大小案件370余起，逮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3300多人，其中，被秘密处死的达370多人。“特警处”这个庞大的杀人机构，使古老太原城，变成了特务横行的恐怖世界。
在这黑暗险恶的环境中，共产党太原地下组织同阎锡山特务组织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1947年8月，刘文瑞被“特警队”逮捕后，向阎“特警队”供出王天庆、王麟庆、乔亚、卫兴华、杨盛钦等同志。有一天，赵宗复在旧省政府开会，临走时，梁化之对他说：“宗复，刘文瑞提供的情况很不少，进山问题已大体弄清，就连杨吉贞老兄的儿子也是共产党。”“真的吗？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赵宗复回答了这么一句，赶快回到学校，立即通知乔亚说：“刘文瑞表现很不好，敌人随时都会搜捕我们。我们的应变办法是：第一，王天庆是根据地派来的重要干部，咱们受损失再大也得保护他；第二，你们不能动，要准备口供应付敌人。”并让乔亚立即转告王麟庆：“我们被敌人发觉了，你和王天庆要赶快返回根据地。这是命令，不准迟疑！”
王麟庆接到乔亚送来赵宗复的命令，立刻赶到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