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区，阎锡山实行了臭名远扬的“平民经济”政策。通过“平民经济”的执行机构，阎锡山控制了整个太原市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物价一涨再涨。最高的时候，太原粮价，超过当时上海2200多倍，居全国第一位。人们用一块银元买不到2斤杂粮。特别是解放前夕，阎锡山的“战时动员工作团”，挨门逐户抢市民的粮食、衣物、麻袋、门板、鞋袜……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贫苦市民有的吃豆饼，有的吃糠皮，有的甚至全家饿死。在太原新南门外竟然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人肉包子”。同贫苦市民的悲惨处境恰恰相反，阎锡山和他的官僚们经过3年多的疯狂掠夺，光运到上海去的黄金就有45000多两。
在这个时期，阎锡山还在太原实行了空前残暴、灭绝人性的特务统治。1945年秋季起，太原不仅先后建立了国民党、三青团和同志会等反动党团组织，还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如梁化之控制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杨贞吉的警务处，王靖国的“铁纪团”，孟际丰的“返干团”。此外，还有绥署侍参室、黄河通讯社等名目繁多的特务机构。以特种警宪指挥处为中心，与工厂的职工福利室，学校的政训处，各机关、商店的情报小组，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对人民的一言一行进行监视和镇压，许多无辜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特务架走，投入牢房，以至死于非命。仅特警处3年多时间就秘密处死5000多人。其中，有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有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家庭主妇。太原，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死城。
为了打内战，阎锡山在晋中各县大肆修建军事据点的同时，在太原南至武宿机场，北至周家山，东至罕山，西至石千峰，东西50公里，南北40公里的盆地上，修筑方的、圆的、三角的各种战碉，共有5000多座。在修筑这些工事时，许多饥寒交迫的人被阎军抓到工地，在皮鞭和棍棒之下，经年累月地无偿服役，流尽了汗，累弯了腰，以至受尽折磨而死。林立的碉堡群成为太原人民灾难的标志。
1947年以后，阎锡山在太原实行了所谓“三自传训”，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疯狂叫嚣“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城乡人民死于乱棍之下的难以数计。从农村到工矿，从郊区到城区，在阎锡山施行的一系列暴政中，最残忍的是他独出心裁地成立的“三自传训委员会”。这一组织是1947年在太原由梁化之、薄毓相、李江、李培德、张凤翔等人组成的，总负责人是梁化之。各县(市)均设有分支机构，这是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的地狱。
阎锡山的所谓“政治革新和转变干部意识”，就是要“自己斗争自己，转生自己；同级斗争同级，转化同级；下级斗争上级，转化上级；民众斗争干部，转化干部”，也就是以“三自传训”“自白转生”的形式，在太原各单位乃至晋中一些县城，普遍地开展“肃伪运动”。
“三自传训”十分残酷，在“自白转生”大会上，有不少伪官员为了表示“转生”，被迫用手掌狠打自己的脸面，个个打得鼻青脸肿。然后互相打，互相唾，脸上的唾沫横流，谁也不敢擦。被认为有通共嫌疑或者不自白的人，还要用锥子乱扎，用棍子乱打，用石头乱砸，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有的甚至脑壳迸裂，死于非命。
当时，西北制造厂(即抗战前的太原兵工厂)的厂长阎树松，是阎锡山的本族孙子。他遵照他爷爷“过了筛子再过箩”的“肃伪”方针，对1800名员工普遍审查，共查出120个所谓“伪装分子”。阎锡山根据他的报告，断定太原城内的共产党，七成在工厂，二成在学校，一成在机关，共产党培养的山西省主席也必定在工厂。于是，他同梁化之商定“肃伪”以工厂为重点，在西北实业公司下属各工厂设立专门肃伪机构，从同志会和特警处抽调有特工经验的官吏爪牙，到各工厂经办“福利室”。“福利室”设主任1人，秘书2人，领导所谓的工会与同志会。
阎锡山的“三自传训”干部手册规定：日伪时期工厂之工人可疑；“光复”前后进工厂者可疑；抗战初参加牺盟会、晋西事变后回太原者可疑；家在解放区者可疑。
阎锡山在各工厂开展“三自传训”的程序是“动员、斗争、召训、处理”。
所谓“动员”，就是把全厂员工集中起来，由“福利室”主任训话，大肆诽谤污蔑共产党。再则，就是把叛徒请到主席台上，身佩彩绸，胸挂红花，表示“自白转生”的“荣耀”，诱惑与会者学习。最后，在“自白不彻底，死在乱棍底”、“有关系交关系(指同共产党的联系)，交了关系没关系”的吼叫声中宣布收场。会场的出口处，都设有“密投箱”，强迫人人写条子，检举共产党。
所谓“斗争”，就是动员之后，“福利室”根据平时调查，把全厂员工分成三批。第一批是家在解放区、交错区和外省的；第二批是家在本省阎管区以内的；第三批是员工家属。第一批是传训的重点，10～20人为一组，每组的指导员由受过“烘炉训”的特工人员担任。“自白转生”必须人人过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