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罪法”，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召开“党政军应变座谈会”，强化特务机构并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了安定民心，挫败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中共皋榆工委各级党组织通过亲友、同学、同乡等关系，采取各种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统战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的大好消息，用种种事实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解放军的诬蔑，引导人民群众分清是非，使国民党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破产。
为了深入、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皋榆工委秘密油印或手抄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七大《党章》。
针对兰州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特点，工委还组织刻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群众中广泛传播，虽称不上家喻户晓，但最大限度地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党的政策有了更多了解。
在全面宣传贯彻党的城市政策的基础上，工委特别对新解放区八项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进行了重点宣传，向广大人民群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
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政府投诚报到、交出武器；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度，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通过对上述八项政策的宣传，不仅安定了民心，戳穿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阴谋，而且解除了国民党下层官兵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疑虑。
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攻势，兰州地下党组织还发动进步群众建立了“文艺耕耘社”(简称“文耕社”)、“星苗社”、“春雷社”等进步团体，帮助各群众进步团体特别是市立中学、兰大、师院等学校学生团体创办了刊物，主要有《文耕园地》、《星苗》、《春雷》、《新地》等，在各阶层群众中广泛传播进步思想，抨击时政，揭露黑暗，歌颂光明和进步。同时，地下党员还以散发传单、写信等方式劝告或警告国民党党、政、军官员，要他们认清形势，抛弃幻想，改恶从善，立功赎罪，自觉地站在人民一边，与反动势力彻底决裂。
在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及马家军阀的反动面目有了清醒认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更加拥护，党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皋榆工委不失时机地做到工作进城，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马家军阀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发行“300万元建设公债”的“三·二九”运动，兰州各中、小学教员的“罢教索薪运动”，“水烟工人罢工”等。为迎接解放，皋榆工委还组织广大地下党员通过统战关系，搜集军事情报，瓦解敌军，策动起义，开展护厂、护校斗争，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使上级党组织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使党在兰州地区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二、皋榆工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
中共皋榆工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的指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指出，所谓发展隐蔽力量，就是说哪里有空子，有可能，就在哪里建立工作。上层也好、下层也好，且均采取就地组织，就地行动的办法。
1949年1月至8月26日兰州解放，根据甘肃工委重视和强化城市工作、壮大组织、努力发展隐蔽力量的指示，皋榆工委所属组织处于大发展时期。1～4月，兰州党员人数比1948年增加了8倍，皋榆工委在临洮、洮沙地区的党组织发展更加迅速。此外，皋榆工委遵照西北局和甘肃工委关于“开辟河西工作”的指示，于1949年春派遣一部分学生党员去酒泉、张掖、民勤、永昌、武威等地开辟工作。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皋榆工委党员总数达到2100余名，其中兰州约300人，河西100余人，金崖工委近200人，洮工委1300人，靖远200余人，从而使民主革命时期兰州党的组织得到空前发展。为了保证党组织战斗力的发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扼杀，皋榆工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措施，使工委所属党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像钢刀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像火种一样在群众中闪闪发光，为兰州解放、接管奠定了组织基础。
1 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
皋榆工委所属党员绝大多数是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农民、知识分子占多数。新党员对党的知识、秘密工作方法普遍了解和掌握得不够。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适应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皋榆工委把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