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司令官卢浚泉(卢汉的叔父)被俘，这对卢汉震动很大。卢汉的部队在东北已起义或被歼，而手中只有五、六个地方保安团的兵力，卢汉心里明白，国民党的垮台已不可避免，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后路着想，走向光明的道路。
云南是祖国边疆多民族的地区，中共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委注重领导和团结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在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中大批知识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民族衣服和少数民族打成一片，在生产、生活中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办好事，办实事。在互相了解、信任的基础上，帮助少数民族同胞组织“兄弟会”、“姐妹会”，开展为当地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逐步组织“翻身会”，从经济斗争引向民族团结、平等，为争取全民族解放而斗争。在民族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通过他们使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要求。
1942年，云南大学教师侯澄在路南中学教书，注意发现培养撒尼族青年毕恒光，把他带到昆明，进人中山中学，参加了“民青”，加入了共产党。1946年省工委派毕恒光回路南，在尾则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在群众中开展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路南农村，建立起地下党领导的工作据点和联络网。1945年，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当连长的阿细族青年杨治庭回家乡弥勒后，在中学当军事教官，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回到弥勒西山组织起民族武装，参加发动武装斗争。由于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极不平衡，党组织从实际出发，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注意做好民族上层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注意尊重他们的利益，利用少数民族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间矛盾，争取他们中立或支持群众的革命活动。经过党的长期艰苦工作，联系团结了民族上层人物，反蒋民主人土，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云南武装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禄劝土司后裔金洪照，自动带领其保家武装50余人、枪，参加“边纵”三支队游击大队任大队长，放下其优裕的生活，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直到昆明解放，成为党的优秀军事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能够顺利发展，是与党的民族工作和统一战线分不开的。
深入敌营，建立据点，逐步变敌人的城市武装为我所用
从1946年开始，党组织便通过不同渠道在省府警卫营中开展工作，建立秘密组织。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1949年在该营建立了党的支部，并吸收该营营长李焕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该营三分之一以上的官兵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卢汉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竟会直接、间接地为党所控制，并随时准备按照党的号令行动。1949年“九·九整肃”后，党组织分析形势，认为卢汉今后有三种可能：一是彻底倒向蒋介石；二是进一步靠拢人民；三是脚踏两只船，观望局势，保存实力，与我讨价还价。我们要避免第一种可能，争取第二种可能，必要时准备动用警卫营的力量举行兵谏，迫使卢汉起义。
敌工组织还利用敌警察机关的特殊职能，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警察局里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盖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证，供党组织转移下乡的同志使用，让他们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关卡。
“边纵”游击队在禄劝县行军途中遭到地霸武装的伏击，被俘十余人，关押在禄劝，武定两县政府的监狱，共产党员李焕文利用保安十二团驻防该地之机，以团长名义出面。声称保安团要扩充兵员，把被俘的十余人要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回游击队。
“九·九整肃”时，反动派逮捕了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480余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提出名单坚持要杀害200人，并企图假卢汉之手来实施这一阴谋，以便拉卢汉下水，迫其反共到底。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统战关系警告卢汉要绝对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一方面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军盟”成员刘汉章长期在卢汉身边工作，并与卢汉有亲戚关系，深得卢汉信任。
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布置刘汉章要他利用自己为该案主办军法官的特殊身份，做卢汉的工作，营救被捕人员。刘利用机会向卢汉讲明了毛人凤借刀杀人的阴谋，要卢汉慎重从事。当时被捕人员都交军统特务看管之下，生杀予夺大权掌握在军统之手，卢汉虽不准备杀害这些人也很为难。刘汉章当即建议卢汉首先应该争取到看管审讯的主动权，防止毛人凤狗急跳墙。卢汉采纳了刘汉章的建议，报经蒋介石批准，巧妙地把看管审判权从保密局滇站特务手中移交到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手中。卢汉又以案情重大为借口，故意拖延审判过程，几次抵制了毛人凤、沈辞杀害这批人的阴谋。最后在社会舆沦的压力下，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由代总统李宗仁电令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全部释放了被捕人员。
迎接昆明解放
敌工组织经过长期工作，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比较全面地汇集了军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