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杨建勋、肖庆和、田蔚、曹远达、杨家福、刘实录、陈磊、瞿天真、吴东弼、侯萍、黄星、杨彭泽、张崇典等近20入进入军士队及警卫营任政工人员。
1949年5月底，高志远调离昆明至思普区工作，次月，由昆明市委副书记赖卫民接替领导敌工工作。自此，敌工小组又称对敌工作领导小组。
在此之前，党组织共有两条互不沟通的线在领导警卫营的工作，一条是敌工小组领导的刘运宗一条线，另一条是“边纵”驻昆联络员朱华领导的李焕文及吕铿等一条线。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朱华领导的一条线全部并归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朱华联系的李焕文及派入营内的政工人员吕铿等的组织关系全部转由田培宽联系，从而实现了统一领导。
紧接着，在警卫营内成立党的支部，刘运宗为书记，接受对敌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由田培宽联系。李富也参加警卫营党支部，接受刘运宗的领导。刘运宗、吕铿、沈光祖三人又组成三人小组，每周集会一次，田培宽到会参加研究营内的工作。三人小组分工负责领导排以下盟员。刘运宗领导二、三连(刘此时已升任连指导员)，吕铿(任连指导员)领导机枪，迫击炮连，沈光祖(任连指导员)领导一、四连。以排为单位成立盟小组，以连为单位成立盟核心小组(三人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于是，在组织上做到了营有支部，连有核心小组，排有盟小组，班无空白，从上到下地控制了这支部队。在宣传工作上，先由党支部及三人小组作出决定，再通过何思恭(“民青”)以政工室主任公开身份贯彻，特务队也参加。
李焕文就任警卫营营长及保安十一团副团长后，为警卫营的工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掩护条件，党在警卫营下层官兵中的外围组织发展工作，此后有了很大的发展。1949年6月，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在警卫营内正式启用“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军盟”)的组织，稍后又适应士兵文化低，写自传有困难的情况，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武工队”)的组织，开展组织发展工作。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横扫江南残敌，势如破竹，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以卢汉为代表的去南地方实力派已由“保已、拥蒋、反共”逐步转向“保已、拒蒋、容共”。卢汉通过龙泽汇与“边纵”领导取得联系，为边纵提供了部分武器弹药。这些武器弹药就是由李焕文派革命力量较强的一、三、四连先后押送转交“边纵”的。这在警卫营及保安团的一些军官中，已是公开的秘密。
7、8月间，昆明上空弥漫着各阶层人民盼望早日解放的气氛。《山那边呀好地方》、《金凤子开红花》等等革命歌谣响彻大街小巷，毛泽东主席著作的油印小册子也已在街上公开或半公开发售。昆明局势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警卫营的官兵。
李焕文根据党的指示，在西站举办军土集训队，并由党组织派入的政工人员在集训队建立由吕铿负贵的歌剧队，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及组织发展工作。
党组织教育警卫营的党盟员，在形势顺利发展的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政治警惕。8月，由于对军士集训队的宣传失去控制，个别歌剧队员上政治课时公开引用马克思的言论，被一个顽固分子抓住不放，扬言要上告，后经李焕文出面调停才告平息。军士队结业时，又邀请驻地附近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文娱联欢晚会。在这之后，特务队在五华山上也仿效邀约一些学生举办了一次文娱联欢营火晚会，大演大唱革命内容鲜明的歌舞节目。这些发生在卢汉鼻子底下的事，是得到了卢汉默许的。虽然如此，警卫营的党盟员，在欢声笑语盼解放的气氛中并未丧失革命警惕性，组织上仍然严守地下工作纪律。
后来，形势出现暂时的逆转，卢汉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发动了“九·九整肃”事件，全部歌剧队员(吕铿除外)迅速安全撤离了警卫营，大部分疏散下乡参加武装斗争。早在“九·九整肃”事件前，党组织就已自警卫营撤退了党员刘彪及方旭，让他们下乡参加武装斗争，因此，党盟组织成员无一暴露身份。
1949年7月底，特务队一名昭通新兵因不满特务队发放安家费不公平而开了小差，被副队长余永德及二分队长陆光灿抓回。余永德集合全队训话，扬言：“外边学生讲共产，闹革命，我们队里有没有？要闹就没有好下场，要开小差就象今天这个样子。”随即将新兵按倒，连打几百扁担。这个新兵伤重又未得到治疗，死后被强行掩埋，激起全队士兵的强烈愤怒。盟队员有的便提出：“以命抵命，干掉余、陆，到‘边纵’去。”
对此事件，倘若我们采取任何过激的反应，都会导致过早暴露我们的力量而最终使我们丧失警卫营及特务队这块重要地盘。因此，我们必须从全局的利益出发，因势利导，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田培宽与李富一起分析了形势，分析了龙云青与余、陆之间早巳存在的矛盾，决定抓住这一血的事件，广泛教育和团结士兵，在盟员中进行一次阶级教育，采用恰当的方式孤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