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等人为交通员。上述交通联络站组成了一条从昆明通往滇东、滇南游击区的重要地下交通线。1948年3月，省工委选定四营作为通向宜良、路南、陆良、泸西、弥勒、罗平等广大游击区的一个地下据点，派林坚(党员)、钱达明(“民青”)到四营火车站，经过考察，吸收了火车站站长李家麟加入“民青”，建立了四营火车站联络点。
1949年6月，昆明市委指示：昆明郊区处在敌人统治中心的城市周围，可秘密发动农民掌握武器，但不宜开展武装斗争。郊区特支的主要任务是：打通城市东北、西北和南面(水上)的地下交通线，保证昆明与边纵活动地区的联系。根据市委指示，郊区特支决定由书记陆介福负责西郊工作；组织委员施万惠负责西、北郊工作；宣传委员汪润分管东、南郊工作。1949年8月，上述3个方面交通线的建立，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网，在“九九整肃”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47年8月到1949年底，从昆明通往各地的交通线主要有：由昆明市绥靖路(长春路)——宜良光德小学——路南、泸西游击区；由昆明晓东街、圆通街——宜良时家巷、段官村——七星村、大山后——路南、泸西等地；由昆明五华山布珠巷——四营火车站——宜良马街——罗盘区；由昆明市小西门外红庙村——梁家河——明朗村——转安、禄、罗游击队；由昆明市北郊大羊肠村——麦地村——松花坝——龙头村——转嵩、寻游击队；由昆明篆塘——从滇池到昆阳古城——转送安宁，易门；由昆阳县城——转送玉溪、峨山、新平游击区；由昆明东郊的小石坝——大板桥——浑水塘——嵩寻游击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条交通线上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运送武器、弹药。
送往路南、泸西游击区的长短枪1000余支、轻机枪4挺和大批的弹药；送往罗盘游击区的长短枪100余支。通过滇池水路交通线，运送电台、武器、弹药到昆阳、安宁转游击区。护送领导干部及卢汉的联络代表，护送侯方岳、祁山等领导人10余次，往返于昆明——宜良——路南——泸西等地；护送省工委和边纵领导人庄田、林李明、郑伯克等往返于昆明至游击区；护送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全权代表龙泽汇到游击区与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副政委郑敦会谈。
转送干部、师生、工人、职员、先后送往路南、泸西等游击区的师生、工人、职员达1000余人；送往罗盘地区的师生达100余人；昆明市郊区水、陆交通线护送干部、师生达500余人到各游击区。传递省工委的文件和指示、重要情报。先后送往游击区的药品10余箱；运送大米、银元(半开)、一大批革命书籍和地图(三卷)；同时还转移了一批经地下市委搜集的敌特照片和重要资料的收藏。1950年3月军事接管前后，这批照片和重要资料在搜捕敌特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下，交通员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同志。昆明市郊区特支水上交通线的活动，引起了警察局四分局的注意，警察局连续两次传讯特支水上堡垒户、水路负责人李应贤。警察对其拳打脚踢，但他始终没有暴露组织秘密。1949年10月，马荣柱等为执行一项任务到嵩明阿子营，与游击队联络员杨兆斗接上头，在阿子营宿营，不料被县常备队包围，杨光斗被敌人抓住吊打。为了保护同志的安全，杨始终坚强不屈，只字未供。宜良段官村李士娘被捕人狱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和家庭的得失，敌人采用电刑、压杠和皮鞭拷打审讯，但她丝毫没有向敌人吐露任何实情。为了保护组织，保护被捕同志，她把责任全部由自己和家人承担，并说服其女儿在监狱中编造口供，承担责任，使敌人放松了对其他被捕同志的审讯，免遭敌人的酷刑。党组织在李士娘家建立交通站后，儿子、姑娘、儿媳、孙女都参加了接待过往人员的工作。李土娘从烧水、做饭、护理伤病员、洗衣服到筹备生活费用、传递情报都做了精心安排。“九九整肃”前后，从昆阳转送的410多名干部、师生，都是由昆阳街四铺47号傅学义家、安企村杨湛家、古城李祖德家全力做好接待。有的党组织还通过“农民翻身会”把群众动员起来，掩护过往人员的安全。党组织还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们对地下交通线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昆阳县委在古城这个转送点，首先通过社会关系做好几家士绅的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从古城转送的160多名干部、师生，多数都食宿在开明士绅的家里。从昆明乘木船来的干部、师生得到李润墀全家人的热情接待，“九九整肃”事件后，昆明县政府派县常备队抓捕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书记陆介福，由于在国民党昆明县政府负责地下统战工作的吴盛虞及时传递情报，党组织能尽快将陆介福转移，使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昆阳县城区在转送从昆明乘船转送来的20多名干部、师生，因下船后未接上关系，便自行向玉溪方向行走。他们在路上引起了国民党昆阳县护路中队谭怀义的怀疑，结果被全部抓捕，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