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昆明城市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为农村武装斗争输送干部和领导力量，在政治上、物质上提供了支援。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动摇了云南反动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城市民主运动的开展。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以后，省、市工委把经过城市爱国民主运动锻炼的一批批昆明学生、工人、职业青年派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1947年“人权保障”运动后，学校中已暴露的党、盟员和进步师生100多人被撤退到农村工作；1948年，在大规模的城市民主运动中，特别是“七一五”反美抗日运动以后，省、市工委抽调大批党员骨干、外围组织成员、大中学校师生、工人和各种专业人员，投入农村武装斗争。1949年“九九整肃”前后，仅到滇中地区工作的昆明学生、工人、店员、文艺工作者就有500多人。至此，党组织历年从昆明及各地城镇抽调到农村工作的人员近万人。大批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武装斗争中，许多知识青年饮弹沙场。由于城市与农村斗争紧密结合，扩大反蒋统一战线与集中打击反动势力结合，依靠各族人民群众与争取民族上层人士相结合，昆明和云南农村的人民游击战争，得以迅速发展。
1948年1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在中共昆明市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昆明市委员会，书记陈盛年、委员赖卫民、高志远。此后，由省工委直接管理和领导的昆明市的企事业单位和职业界的党组织逐步移交昆明市委统一领导。在各大、中学的党组织已恢复正常活动的情况下，市委认真总结了城市斗争的经验教训，把发展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与发展各种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组织结合起来，推动了城市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和农村的武装斗争。
昆明市各级党、盟组织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为边纵提供军需物资。为保证省工委、市工委(市委)与游击区的联系，基层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多个从昆明通往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联络站，护送干部、转运物资、传递文件情报。其中仅从设在宜良县段官村的交通联络站，就接送过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1000多人，购买并转送7万多斤大米到路南游击根据地。铁路职工在朱枫等组织下，利用川滇、滇越铁路，向游击根据地运送人员、武器和其他物资，在铁路沿线设有接送站，保证了交通线的畅通。
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迅猛发展，游击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有力地促进与推动了城市民主运动。昆明“七一五”反美抗日运动后，有1000多名师生被捕。虽然政府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陆续释放了这些师生，但昆明学生中处于第一线的党、盟员已经暴露，只得撤往游击根据地；“九九整肃”前后，昆明市数千名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也陆续转到游击根据地。大批党、盟员和积极分子到农村，既增强了游击区的力量，也更好地保护了干部。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鼓舞和吸引着广大革命青年，到“山那边去”成为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心愿。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要求蒋管区党组织“依靠群众，大胆细心地发动群众，既勇敢又谨慎地领导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和组织武装力量与农村游击根据地。”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领导城市民主运动，不断派遣干部到农村加强和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两者相互配合，紧密联系。当时作为沟通城市与农村的秘密地下交通线，成为武装斗争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省、市工委从1947年8月至1949年底，先后建立了通往滇东北、滇东南、滇中等游击区、根据地的数条隐蔽的地下交通线，巧妙地突破了敌人的关卡封锁，从昆明源源不断地向农村传递信息、转送干部、转运武器物资等，有力地支援了农村的武装斗争。
1947年2月，为便于对路南武装斗争的联系和指导，省工委利用国民党行辕兵站总监、云南田赋粮食管理处兴办私立宜良光德小学正在物色教师的机会，派共产党员陈敬思、赵以群到宜良县城光德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光德小学建立了联络站，负责昆明与路南等地的交通联络，逐步形成了一条交通线。1948年2月，省工委在路南圭山、弥勒西山发动了反蒋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开辟了圭山、西山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又先后在昆明、宜良建立了地下交通联络站。在宜良段官村李士娘家建立了交通站，由毕恒光、董刚和学生许立、刘辉康4人为交通员；在宜良七星村董刚家中建立了七星村地下交通站。由董刚负责，先后发展了董克宽等4人为交通员，为便于交通联络，又在靠近火车站的时家巷建立了交通站；在昆明小堆子巷，由李士娘购房建立了交通站，并与地下党员朱华负责的晓东街联络站取得联系；为了防备七星村交通站暴露，造成联络中断，省工委指示由董刚在宜良大山后建立地下交通站，交由李浩负责，发展了李沛、李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