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反动当局的诬蔑攻击和造谣中伤，昆明民盟支部决定反击。为了揭穿国民党的阴谋和向人民说清真相，民盟接连召开了三次记者招待会，由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向各界表明民盟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反复强调：民盟是非暴力的革命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暗杀、暴动更是民盟所反对的。其实，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是贼喊捉贼的手法，他们造谣说别人组织暗杀活动，实际上是他们在策划暗杀活动。其阴谋被揭穿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又玩起了威胁恐吓的手法，公开或未公开地表态，李公朴、闻一多等人是要暗杀的对象，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将要被暗杀的黑名单。民主斗士为国为民奋斗献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李公朴先生针对反动派的恐吓，就多次公开声称：“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造谣中伤、恐吓威胁，都阻止不了爱国民主斗土前进的步伐，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为了使发动内战后有个安定的后方，便真的将暗杀计划付诸实施，举起了杀害民主人士的屠刀。在昆明第一个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便是李公朴先生。
李公朴是我国文化界著名的进步人士，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江苏常州人，早年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时从事政治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公朴痛心疾首，愤然离开了军队，脱离了国民党，赴美求学。回国后积极从事民众教育，创办《读书生活》杂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与宋庆龄等人在上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会，并为负责人之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这一切自然为蒋介石集团所不能容忍，将救国会的七位负责人逮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李公朴便是。“七君子”之一。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后，李公朴仍义无反顾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武汉会战失败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共产党才是希望，决心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参观学习。到延安后，他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组织“抗战教学团”，通过敌人封锁线，深入敌后晋察冀边区考察和进行宣传抗战的教育工作。这时，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开表明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的观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成了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枢纽，李公朴来到了昆明。他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籍，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学习、座谈，揭露蒋介石内战的阴谋，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反内战、争民主。
李公朴的爱国活动，使敌人十分恐惧和仇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最后一批学生离昆后，以为民主力量减弱了，是镇压民主人士的大好时机，便对李公朴下毒手了。
1946年7月11日晚饭后，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外出办事。晚上九点左右，他们乘公共汽车返家。当夫妻俩下车处经学院坡回北门寓所的途中，李公朴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无声手枪的袭击，中弹倒地。过路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云南大学的学生将受伤的李先生迅速送往云大医院抢救。终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于第二天凌晨逝世。当闻一多、楚图南、尚钺等战友赶到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闭上了双眼。他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
李公朴被害后，有消息说国民党特务要暗杀的第二号人物就是闻一多。朋友们劝闻一多少外出，以免发生意外。但闻一多面对死去的战友，他怎能不管呢？他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献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他加班加点赶写《李公朴先生被刺经过》、《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为李公朴同志被暴徒暗杀事件之严重抗议》，见诸报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悼念死去的战友。这时，国民党特务对闻一多的盯梢越来越严重，西仓坡联大宿舍闻一多的住处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光顾，形势越来越严峻。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十分担忧丈夫的安全，劝他：“你不要再往外面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么一大家人，我的身体又是这个样子(指患心脏病)，可怎么办好啊！”闻一多很理解自己的妻子，也知道作为丈夫的责任，但为民主而战更是不能退却。他开导妻子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
闻一多仍一如既往地为爱国民主运动而战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把个人生死已完全置之度外。有消息传来：黑名单的事绝对可靠。大家劝他避一避。闻一多更加临危不惧，他对朋友和学生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怎么谈得上争民主？假若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葸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
1946年7月15日上午，昆明学联为了揭穿李公朴遇害被国民党说成是“桃色事件”。的谣言，也为了纪念李公朴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报告会，请李公卜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先生遇难经过。当张女土说到伤心处，悲痛欲绝，讲不下去的时候，混进会场的特务们便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