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南危在旦夕时，闻一多大声疾呼：“用人民的血汗养的军队，为什么不拿出来为人民抵抗敌人？以人民的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什么不放他们来保卫人民自己的家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叫喊！我们要愤怒！我们的第一个呼声是：拿出国家的实力来保卫大西南，这抗战的最后根据地！”
1945年在云南大学召开纪念“五四”大会，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了。会场秩序突然混乱起来，人们纷纷跑到树下躲雨，无论主持会议的人怎样呼喊都无法维持。这时，闻一多走向扩音器，掀动长髯，大声吼道：“下这点雨不可怕。三千年前，周武王起兵伐纣，出兵的当天，也遇到了一阵雨，有人说，这是不吉利。当时有人站出来驳斥，说：这是‘天洗兵’，是老天爷帮我们的忙，把兵器上的灰尘洗得干干净净，打敌人更加有力量啦！”接着，闻一多手臂一挥，高声讲道：“今天，我们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这是‘天洗兵’。勇敢的青年站过来！是继承五四传统的青年站过来！”“这是行动的时候了，让民主回到民众中去！”他的话立刻起了作用，人们站拢来了，会议在风雨中继续开下去。
一个一心巴结国民党，写了不少为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寻找哲学根据文章的西南联大哲学家，有一次向闻一多挑衅性地说道：“有人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闻一多立即反击说：“谁的主张正确，我们就支持谁，我们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如果说这就是做尾巴，那么，做共产党的尾巴又有何不可？难道自命清高而又向反动当局献媚取宠，反而是光彩体面的吗？”弄得这位教授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闻一多先生住宿的昆明近郊司家营联大文科研究所时，闻一多高兴得欢跳起来，犹如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直奔理发店，剪去抗战不胜利决不剪去的美髯。可惜，全国人民高兴得太早了，闻一多的美髯也剃得太早了。抗战庆祝胜利的余音未逝，美蒋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在祖国上空了。这时，闻一多奔走呼号，反对内战。当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争民主、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在昆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一二·一惨案时，闻一多怒不可遇，他把这一天称作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在闻一多等进步教授的倡议下，西南联大教授会决定罢教一周，以示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抗议和对爱国青年的支持。
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烈士出殡时，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怀着极大的悲愤参加了出殡大游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出殡队伍回到联大安葬四烈士时，闻一多发表了演讲，他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徵、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这些铮铮言词，像匕首、像投枪，刺向国民党反动派，它刺得敌人胆颤心惊，刺得敌人恼羞成怒。
其实，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何止闻一多？吴晗也是另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土。在为争民主而斗争中，他们都勇往直前，无所顾忌，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人们称闻一多的演讲为“狮子吼”，称吴晗的发言为“小钢炮”。他们俩只是众多的民主斗士中的代表人物罢了。但是，越是陷入灭顶之灾的反动家伙，越是会疯狂地作垂死挣扎。反动派终于将罪恶的魔爪伸向爱国的民主斗土了，他们在昆明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李闻惨案”。
所谓“李闻惨案”，就是国民党特务用卑劣的手段暗杀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昆明支部的领导人李公朴和闻一多。
一二·一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快了发动内战的准备步伐，为了解除发动内战的后顾之忧，便在蒋管区内进一步疯狂镇压民主力量，借以巩固后方。因而在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反动派又先后制造了重庆“较场口血案”、南京“下关惨案”和昆明的“李闻惨案”。
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前，大造反动舆论，对民盟和爱国民主人土造谣中伤。国民党特务以“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的署名组织散发传单造谣说：“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带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又称：“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是闻一多。”这是1946年5月，李公朴刚从重庆到昆明时之事。6月间，特务组织又张贴标语和传单，造谣说，民盟“勾结地方势力想夺取政权！”更为甚者，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当局公然对爱国民主人土进行人身攻击，他们诬蔑爱国民主人士是苏联的走卒和害人虫。竟将闻一多称为“闻一多夫”，吴晗是“吴晗诺夫”。在由昆明市反动警察局印刷的夏季卫生标语中，竟出现了“扑灭李公朴的传染病”的标语。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制造紧张空气，实行昆明全城大搜查，防备所谓“奸党爆动”。在大搜查中，连滇军将领安恩溥、禄国藩的住宅也遭搜查。反动当局把昆明城弄得鸡犬不宁，一片白色恐怖。
面对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