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绥靖主任的职位，进而再谋划发展，壮大用以抗拒蒋介石企图变云南为最后反共基地的力量。在卢汉正苦于无法可想的时候，张群再次发挥作用。张对卢说：委员长说你在东北损失了两个军，还你两个军，以保安团为基干重新编成。于是，卢汉在三个保安旅的基础上扩编为第74军和第93军。蒋介石此时何以变得如此慷慨呢？部分原因恐怕是因为60军长春起义，93军则在锦州顽抗到底而被解放军所歼，93军是由卢汉的么叔卢浚泉直接指挥的，他认为这证明卢汉叔侄是拥护他的，对卢汉的怀疑有所减少，所以让卢汉扩军。然而，卢汉历年来的种种作为，蒋介石终归不太放心，所以，让卢汉扩军的同时，他又指派嫡系李弥第8军开入云南，以监视卢汉，加强牵制云南地方武装的力量，妄想使卢汉乖乖地让他牵着鼻子走。
卢汉与蒋介石同床异梦，长达四年，如今随着卢汉觉悟的逐渐提高、力量的不断壮大和蒋介石的更加反动、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日趋崩溃，同床异梦就要结束，即将来临的将是各上一条船，分道扬镳，各寻自己的归宿了。卢蒋之间的矛盾，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变成了卢汉脱离蒋介石而举行起义的一种深刻原因和动力。
昆明的白色恐怖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人民民主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为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绝对不容许的，他们对云南的民主力量必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在“十月政变”改组云南省政府后，云南与所有的蒋管区一样，出现了“遍地荆棘，满街狼犬”的现象，特务无孔不入，横行霸道。仅在“十月政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宗黄、关麟徵等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快了全面内战的步伐。为了巩固后方，防止“后院起火”，反动派更加变本加厉地镇压民主运动，对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暗杀。南京政府发出密令：“武官在团以上，文官在县长以上，对中共及民盟分子可以密报、密捕、密决。”一时间，蒋管区乌云密布，到处腥风血雨，白色恐怖严重到了极点。至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逮捕了13000名反内战的工人、学生和市民。7月间，又封闭了主张反内战、要民主的文化团体和言论机关100余处。1947年，国民党中央社诬蔑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均系循中共意志而行”，已成为“暴乱工具”。接着，又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
在昆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也得到了蒋介石“权宜从事”的密示，被授予自行镇压、暗杀、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权力。昆明的特务机关据此拟定了黑名单，确定了捕杀对象。一时间，昆明阴森恐怖到了极点。然而，白色恐怖吓不倒革命者，他们认为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天快亮，更黑暗”。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他们继续英勇战斗。
当许多应该说话的人都慑服于专制者的淫威之下时，富于正义感的教授和同学们首先站起来了。
先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四大学生自治会，联名召开时事演讲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在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以后，时事晚会于11月25日晚7时许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如期召开，五千多名学生怀着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准备聆听四位教授即将发表的反内战演说。
晚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王瑞沅主持。他在致开幕词时讲了大会的目的、意义后，即请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瑞开演讲，讲题是《对目前中国政治应有的认识》。
钱先生以国民党员身份，极力强调目前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他说：“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否则内战无法停止，老百姓将增加无数不必要的痛苦。”演讲正酣时，东墙外突然响起了机关枪、步枪和小钢炮声，子弹从会场上空掠过，紧接着西边围墙外也响起了枪声。因事出突然，会场上曾一度出现惊慌，但大家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军警包围了联大新校舍，进行骚扰破坏。在晚会主持人的组织和与会者们的配合下，会场很快平静下来。
继钱先生之后演讲的是联大经济系伍启元教授，他也是国民党党员。他对关于“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讲题的一番阐述，可谓掷地有声，切中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内战若继续扩大，中国势将失去建立现代化工业国家的机会，财政经济必将趋于总崩溃。”他认为要挽救中国的财政经济危机，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要制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
在伍先生演说时，墙外枪声再次响起来，但他却置若罔闻，继续从容讲演，听众也处之泰然，凝神倾听。破坏者们看到鸣枪放炮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于是穷凶极恶地切断会场电源企图阻止晚会的进行。幸亏晚会主持者事先估计到国民党可能会在这方面有所动作，已经作了应急的准备，所以在停电后，就马上点燃了备用的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