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发展。
卢汉这一招的确起了作用，案子了结后顾祝同说：“卢主席对此案不作任何主张，使我得到很多方便，工作顺利完成，我很感谢。”相信蒋介石也是很满意的。顾还提议建立云南绥靖公署，以卢汉兼主任，统辖全省军政，包括何绍周任司令的警备司令部也归卢汉指挥。何绍周见卢汉有中央大员支持，立刻表态说：他要“尊重老前辈”，与卢主席精诚团结。
成立绥靖公署的方案虽蒋介石事先已同意，但提出后遭到陈诚反对，蒋介石通令暂缓成立，并让何应钦函示何绍周(何应钦之侄，已过继给何应钦)以私人关系，尊重老前辈，服从卢汉指挥。这样，虽然绥靖公署暂缓设立，但卢汉已获得很大实权，从此他已不再是空头主席和光杆司令了，他不久就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实权将四个保安大队扩编为四个保安团，在此基础上，短短一两年，保安团由四个发展成十几个，扩编为三个保安旅。可以说，“李闻惨案”的发生成为卢汉重掌实权的转折点。
第三个机遇是利用张群设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而苦于得不到四川支持的时候，卢汉积极支持他，让张在中央替自己撑腰，设法搞掉何绍周，把云南的军政警宪实权控制在手。如果说前两个机遇是别人制造而自己抓住应用的话，那么这第三次机遇则完完全全是卢汉自己寻找到而加经巧妙应用的。
1948年11月，为迎合蒋介石以西南为最后反共基地的需要，张群在四川组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希望得到西南各省支持。四川、西康的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王陵基等人，口头支持，行动不积极，张群对此很不愉快。卢汉得知，立即致电张群，表示赞同设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并拥戴张群为长官。张群得电，喜出望外，为鼓励川、康、黔省的军政首脑效法，张群偕夫人邀上述三省负责人齐到卢汉家商谈，卢、张之间原有友情又增进了几分。此后张群常常在蒋介石耳边替卢汉吹暖风，说好话，打包票，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前面说的云南拟设绥靖公署一案，因陈诚等的阻拦，迟迟未能建立；何绍周的所谓以私人关系服从卢汉也只是一句临时敷衍的话，况且他有何应钦这个大老板当后台，更是有恃无恐，胡作非为，久而久之眼里哪还有卢汉，甚至连早先开口闭口总念个不完的“尊重老前辈”的话，现在也耻于出口了；加上深知蒋介石绝对不会容许卢汉成为第二个龙云，所以，何绍周越来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许多该事前向卢汉请示报告的事，他背着卢汉就自作主张地干了，事后也不报告。
如所谓剿匪、抓人之类，很多都是自行决定干的，尤其让卢汉痛心的是，他背着卢汉私自将解决龙云时所收缴的大量好武器运出云南，不给卢汉的部队使用。何绍周还以“缉私”为手段，把获得的大批走私品，特别是大烟，占为已有，任意挥霍。云南人民对何绍周恨之入骨，卢汉也认为何是蒋介石安在云南的钉子，应找机会除掉。
张群、卢汉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卢常在张面前揭何绍周的短，让张向蒋介石建议，把何绍周调走。张群果然不辜负卢汉希望，为了进一步笼络卢汉，他向蒋建议撤消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让卢汉出任绥靖主任，叫何绍周滚蛋。蒋介石接受了张群建议，到1949年初，云南地方军政就都通统归卢汉掌握了。
当然，云南警备司令部的撤消和何绍周的调走，不会仅只是由于张群一个人的力量，例如蒋介石的嫡系第26军军长余程万也可能在当中起一定作用。据谢祟文所言，他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以后，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触余程万及其部将。余部师长石补天一次同谢聊天曾说余是有名战将，现在调来云南还要受何绍周指挥，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流露出对何绍周的不满。谢同卢汉商量，认为余、何矛盾可以利用，借助余程万，除掉何绍周。
卢汉指示谢崇文要多接触余程万，慢慢影响他，使他把消息不断通给蒋介石，这样才能拔掉何绍周这颗钉子。之后，谢向余讲述了许多云南地方典故，讲了卢汉的才干、为人等等，使余对卢产生敬意，对云南情况加深了了解，让他认识到云南非卢莫属，何绍周不仅左右不了云南形势，反而会起增加云南离心力的坏作用。
谢崇文还与余程万讨论了如何才能稳定云南后方和团结驻东北前线的滇军将士问题，尽可能使卢、谢的某些想法变成余程万的看法而陈述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撤消何绍周为首的云南警备司令部，调何绍周到贵州任职，另设云南绥靖公署，委卢汉为主任。这确实是出于稳定前方军心和后方民心的考虑，所以要笼络卢汉，然后再借助卢汉力量来暂时维系一下面临崩溃的蒋家王朝。
谢说，后来当何绍周得知是他通过余程万把情况通给蒋介石的时候，何曾扬言：“将来拿着谢崇文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云南起义后，余程万逃出云南而不敢去台湾，避居香港，蒋介石把发生起义的责任都归罪于他，派特务暗杀他。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证明在卢汉重掌兵权的活动中，余程万确乎起了某种作用，所以蒋介石要杀他，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卢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