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印度政府协助仍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9月上、中旬，我驻印度大使馆负责人又先后当面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团，务于9月内赶到北京，否则，该团应负延宕之责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在帝国主义的挑唆阻挠下，西藏当局对中央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
双方交战，不斩来使。这是自古形成的一条战争定例。
然而，我方派出的和谈代表却不断遭到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挡、拘禁和杀害。
同时，西藏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也滞留于印度，犹如腿上系上两块沉重的巨石：噶厦中的亲帝国主义势力和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不再向前迈进一步。
1950年初，噶厦政府在向美、英、印、尼四国派遣“亲善使团”的同时，也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目的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独立”主张。因受到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英美等国不愿接待这些使团，噶厦只有将“亲善使团”中途召回。但派往北京的“代表团”仍于3月抵达印度新德里。
在这个3人组成的“代表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此人于1963年写成《西藏政治史》一书，因宣传分裂主张而臭名昭著。夏格巴还是一个顽固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这个“代表团”于3月15日致函我有关办事机构，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答复说，该代表团只能以旧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欢迎他们到北京来。
但是，他们制造借口，滞留印度，同英美帝国主义暗中勾结，继续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
另一方面，噶厦政府从印度购买了大批军火，准备和解放军决战。
位于中国和锡金边境的帕里宗宗本雪康·索朗达吉对此有深刻记忆。
藏历铁虎年(1950年)2月20日左右，雪康收到噶厦的命令：“政府已从印度政府买妥一批军火，命你于藏历3月1日准时亲赴锡金接收。到彼后与锡金总督大臣海叶商讨运藏事宜。你须立即筹运出，途中不得丢失、损坏和延误。按惯例从荡金至亚东的运费英镑1万元，已由噶伦堡的拉萨商人察珠仓之子汇兑彼处，到时前往领取。武器运到亚东之后，立即移交给亚东总管邦达的代理人负责运送。有关向江孜运送之事宜，已给亚东总管代理人另有指令。给你所派的两名助理是由上下亚东各遣一名小头人，此事请与亚东总管面商。”
藏历3月2日，雪康抵达锡金。
3日早晨，在印度驻锡金大臣的官邸，雪康呈上噶厦的指令。大臣说：“军火已从西里古里军营经过印度大吉岭里波昂军营发来此处。有关这件事我给你提几条注意事项：第一，印度政府自始至终对西藏是真心友好和关心帮助的。由于西藏东部有遭赤色侵害之危险，我们便迅速帮助出售这批军火，这纯属我们内部事务，因此，你必须保证严守机密，尤其不得接触新闻记者。第二，目前锡金地区的时局也不太安宁，等这批军火运到后，你得及时接收并尽快运往西藏。否则，若稍有停留，就有遭歹徒抢劫的危险。”
最后，交接枪支弹药的地方定在锡金市以北5英里一个名叫博哲埃斯谷的地方。该地原为一所藏文学校，以后由印军一个团驻扎。
这批军火计有：2英寸口径火炮68门、3英寸口径火炮62门、各附带炮弹数箱；步枪有200多箱，枪炮加上子弹共达2400多箱。
藏历4月初，噶厦发电报给雪康称：“昌都一带边界等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此处各军营已派士兵50多人到江孜印军驻地，专门学习大炮的装卸和使用技术。你将军火交接的收尾工作详细交待给可靠代理人后，携带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凭据立即亲赴江孜。有关学员毕业后向各地分配之事，已给江孜总管和二宗本另去指令。”九天后，雪康一行抵达江孜。
部分土兵正用新运来的武器进行训练。参加训练的藏兵来自第一、二、三、六代本，共计五十余人。他们学了二十多天后，奉噶厦命令，除少数返回拉萨外，大部分携带武器前往藏东和藏北一带。
当雪康忙于在帕里和锡金运送军火之时，一个美国人悄悄追随而来。
藏历3月15日，雪康到印度噶伦堡察珠仓之子处提取汇兑好的运费。次日下午3点多，他正在午休，仆人达珍喊醒了他：
“老爷，一个外国人问帕里宗本在不在？”
雪康抹了一把脸，准备出门迎接。却见一男一女两个人闯了进来。据进来的那位印度妇女介绍，金发碧眼的男子是美国常住加尔各答的商务代表，她是这位代表的翻译。
美国商务代表翻了一下笔记本，然后用印地语问道：
“你是帕里宗本雪康公子吗？”
“是的，你们找我有何贵干？”
“请你不要见怪。我们是属于国际统一阵线组织的。所以我以自己人的角度问您，听说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