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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个步履蹒跚的古稀老人，西藏从远古的雪山丛中向十八军走来。
带着一种距离，一种陌生，一种隔膜。
关于西藏的资料少得可怜。
在成都，张国华见了书店就进，凡是有关的书都不放过，但此类书寥寥无几。只有清代的线装书《卫藏通志》，成书于乾隆年间；还有日本人黑泽一郎主编的《西藏通览》；民国时期独身赴藏为恢复中央政府与旧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联系立下大功的传奇女子刘曼卿所著的《康藏轺征》，洪涤尘写的《西藏史地大纲》等等。这些书已经发黄，且落满厚厚的灰尘。
从二野作战处赶来任第二参谋长的李觉，带来一张旧地图，成了十八军的宝贝。地图是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一个烂包里找出来的。这是赵尔丰留下的，画着他的几条进藏路线图，像蠕动着的黑毛毛虫一样，很简单。“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这句话就是从这张地图上来的，就是说，旧时从昌都到拉萨共有24个马站。一个马站基本上骑马要走一天。这张地图的比例为50万比1，非常简单、粗糙，连一条准确的道路都没有。标识出的山脉河流和居民村寨更极为少见，地名很不精确。
如何让这张地图上的山川大地丰满起来，有血有肉起来？
必须有一个鲜活的“灵魂”！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是个大手笔。但自下令西南进藏以来，他多次发电写信，就进军西藏的每一个细节作出具体指示。西藏特殊的地理、历史、政治条件使毛泽东格外慎审、缜密。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按照这一方针，政策的制定将是关系到整个解放西藏伟大进程成败的“灵魂”。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应运而生，并立即着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情况，对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进行调研。
1950年初，研究室在成都市东胜街的一座楼房里正式成立。主任为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研究室人员既有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如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刘立千等，又有十八军的“秀才”陈竞波、夏仲远、徐达文、赵卓如等人。一时间群贤毕至。李安宅曾在哈佛、剑桥等西方著名大学任教，精通英、法、印地等多种语言。回国后曾在甘南藏区实地考察三年，1944～1945年又在西康一带考察，对藏区的情况非常了解。其夫人于式玉是陈云的亲戚，也是著名的藏学家。他们和谢国安关系甚密。谢国安曾在西藏的寺庙中当过喇嘛，精通藏文。
十八军对这些老前辈十分尊重。每月除了吃住，还给每个专家发30个大洋的工资。每次开会，都要用当时最高级的吉普车接送他们。对于他们的建议，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和十八军的首长们也非常重视。
士为知己者死。为了把西藏的详细情况整理出来，专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傅师仲先生耳后生疮，疼得连觉也睡不好，但仍坚持工作；已是66岁高龄的李安宅先生，正在参加成都市各界代表大会，白天开一天会就很累了，但晚上回来仍工作到深夜，编译资料，甚至还亲自动手写石版原纸。傅湘先生和刘立千先生负责编译课本，字斟句酌，日夜推敲。
李安宅和于式玉为了说明宗教在藏族中的影响，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解放军和平解放西康以前，这里为国民党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占据，刘文辉与刘湘争夺川省大权，兵败进入西康，军力元气大伤，已经受不住多少打击，西康地区民风强悍，地方势力拥有重兵。已弱不禁风的刘文辉要想在西康立住脚可谓困难重重。高参们出谋划策，刘文辉在康定驻扎以后，先在自己家楼上设佛堂，供奉佛像，请藏传佛教喇嘛念经，并身穿袈裟，手缠佛珠，去寺院中朝香拜佛，广施供养。他还下令部队不得干扰寺院的宗教秩序，不得侵犯寺院利益。没过多久，他得到一个“信佛将军”的外号，获得了西康民族宗教上层的好感，站稳了脚根，在四川重新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
谢国安也常常给大家讲课，他说，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等级森严。领主头人既是压迫者，又是农奴的代言人。老百姓见了他们要低头弯腰，把舌头伸出来，不停地说“啦索啦索”。即是统治者内部也分三六九等。小官见了百姓趾高气扬，说话声很大。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后面来了个更大的官，小官的声音一下子低下来，赶快作低头吐舌状。
种种信息，启迪着西南局和十八军的思路。在专家的努力下，西藏的轮廓渐渐清晰。第一，因独特的高原形态，造成西藏的封闭落后，与世隔绝；第二，西藏是一个藏族聚居区；第三，西藏宗教势力强大，几乎是全民信教；第四，其社会形态仍然为封建农奴制；第五，这里以前从来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人民没有经过民主革命洗礼。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们用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了一系列有关进军西藏的参考文章，如《西藏各界层对我们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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