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种先后的次序一般是相同的。在很富和很穷的区域里，出生率超过死亡率都是最低的。
英国和威尔士的出生率，在城市和乡村中名义上都是以大约相同的比率降低。但是，年轻人不断从农村移入工业区域，使农村中年轻的已婚女子的人数大为减少，如果考虑了这个事实，我们就知道，在乡村中达到生育年龄的女子的生育百分比，比城市中高得多了，1907年户籍局长所发表的下面这张表就表明了这一点。
法国人口的变动已被非常细心地研究了：勒瓦瑟关于这个问题的伟大作品《法国的人口》，不但是关于法国而且是关于其他国家的宝贵资料的源泉。孟德斯鸠或许是从演绎上来推论，因而谴责当时法国所实行的长子继承法，这种法律使家庭中孩子的人数减少了；娄帕雷对于强制分产法也有同样的指责。（见勒瓦瑟：《法国的人口》第3卷第171—177页）则叫人注意相反的方面：并说马尔萨斯对于民法对人口影响的期望，符合于孟德斯鸠的判断，而不符合娄帕雷的判断。但是，事实上，法国各地的出生率是大有不同的。在大部分居民都有土地的地方，出生率比不是这样的地方为低。然而，如果法国的各县依照遗产由少到多的次序分类排列，则相应的出生率差不多是一律下降的，在有遗产48—57法郎的十县，在十五岁至五十岁的已婚女子中，每百人的生育率是23；而在尚县，遗产是四百一十二法郎，而生育率却是十三点二。而且在巴黎本身，在富人居住的各区，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比贫民居住的各区为小。勒瓦瑟对于经济状况与出生率的关系所作的细心的分析，非常有趣；他的总的结论说，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通过它们两者对于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相互影响而发生的。他似乎认为，法国的人口与邻近国家相比纵有很大减少，从政治和军事观点来看也许引以为憾，但人口减少对于物质的舒适，甚至社会的进步之影响却是利多而害少。
大体上，以下一点似已得到证明了：人口出生率在富裕的人之中，比在那些为自己和家庭的将来不作过多的准备与过着忙碌生活的人之中，一般是较低的，而且奢侈的生活习惯使生殖力减低了。剧烈的精神紧张恐怕也会使生殖力减低，这就是说，假定父母的固有的体力没有变化，他们对于有一个大家庭的期望，就会因精神紧张的大大增加而减少。当然，那些从事高度智力工作的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具有平均以上的体质和神经的力量；高尔顿曾经说明，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论不是不富于生殖力的。但是，他们通常都是晚婚的。
第六节 英国人口史。
英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比联合王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更为清楚，对于研究它的主要变动，我们会觉得颇有趣味。
在中世纪中，对人口增加的遏制，在英国与在别国是一样的。在英国，也像在别国一样，僧职是无力成家立业的人的避难所；宗教上的独身主义无疑地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口的增长期了一种独立的遏制作用，但就大体而言，独身主义是被看作那些势将遏制人口增加的广泛的自然力量表现出来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被看作一种新的自然力量。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风土病和传染病——是由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这种习惯在英国比在欧洲南部甚至更坏；农业歉收和交通困难造成了饥荒，虽然这种灾害在英国还不像在别国那样大。
乡村生活，像在别国一样，在习惯上是刻板的；年轻人在已婚的夫妇死去，因而在他们自己的教区内有了空缺之前，很难成家立业；因为，在平常的情况下，一个农业劳动者很少会想到迁往另一个教区的。因此，当疫疠、战争或饥荒使人口减少时，总有许多人等着结婚，他们填补了这些空缺；他们也许比平常的新婚夫妇更为年轻和强壮，因而有了较大的家庭。①
①例如，我们听说，1349年黑死病之后，大多数的婚姻都是生育很多的（见罗杰斯所著的《农业与价格史》第1卷第301页）。
然而，即使农业劳动者，也有向受疫疠、饥荒或战争的破坏较邻近地方严重的区域迁移的。而且，技术工人往往多少是各处流动的，那些从事建筑业、五金业和木材业的人，尤其是如此；虽然，毫无疑问，“漫游年”主要是青年人的事，过了漫游年之后，漫游者就会在他生长的地方住下来了。其次，在乡绅——尤其是在国内几处地方有住宅的大贵族——的家臣方面，似乎有很大的流动。最后，行会的利己的排外性虽然与日俱增，但是，英国的城市，也像别国一样，变成了许多人的避难所——他们在故乡不能获得工作和结婚的好机会。由于这种种情况，呆板的中世纪的经济制度就有了一些伸缩性。由于知识的进步、法律和秩序的建立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劳动的需要就逐渐增加，而在某种程度上劳动需要的增加对人口是有利的。②
②关于十八世纪以前英国人口的密度，无从确实知道；但是，下面从斯特芬（见他所著的《英国工资劳动者的历史》第1编第463及以后各页）的作品中所转载的估计，恐怕是现有的最好的了。据《土地测量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