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4．31）；技术工人25．35（23．70）；不熟练的劳动者25．56（23．66）；商业职员26．25（24．43）；店主与店伙26．67（24．22）；农民及其子29．23（26．91）；自由职业和独立阶级31．22（26．40）。
奥格尔博士在前面说到的论文中表明，在英国，十五至二十岁的女子在工厂中做工所占的百分比最大的地方，通常就是结婚率最高的地方。这无疑地一部分是由于——如他听提示的——男子想以妻子的货币收入来补充自己的货币收入；但这或许一部分还由于在这些区域内已届结婚年龄的女子太多的缘故。
不熟练的劳动者，如果不是穷到无以为生，以及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原因的抑制，具有在三十年内增加一倍的能力；这就是在六百年中增加一百万倍，在一千二百年中增加一万亿倍，他们表现出来的低于这种能力的增加，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所以，可从演绎上推知，不熟练的劳动者之增加，从来没有不加遏制地长时间继续下去。这一推论被一切历史的教训所证实。在中世纪的整个欧洲，甚至在现在欧洲某些地方，未婚的不熟练的劳动者通常住宿在田舍内，或与父母住在一起；而已婚的夫妇通常需要自己住的房屋：当一个乡村能雇用尽可能多的工人时，房屋之数却没有增加，年轻人不得不尽可能地等待了。
即使现在，在欧洲许多地方，风俗还具有法律的力量，不许一家中有一个以上的儿子结婚；结婚的儿子通常是长子，但在有些地方是最小的儿子：如果有另外的儿子结婚，他必须离开这个乡村。在旧大陆的旧式乡村里，如果出现了很大的物质繁荣，并消灭了一切极端的贫困，一般就用像这种有害和残忍的风俗来解释。①的确，这种风俗的严酷可由移民的力量来调和；但在中世纪，人们的自由来往为严厉的法规所阻碍。自由的镇市诚然往往鼓励乡村人民的移入；但是，行会的规矩对于要从故乡逃出去的人，在某些方面与封建地主所实行的法规差不多是同样残酷。①
①例如，大约在1880年曾到德国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中吉刻诺山谷游历的人，看到这种风俗依然盛行。当地的居民曾经采取有远见的关于森林的政策，由于近来他们的森林的价值大涨，他们繁荣地住在很大的房屋里，年轻的兄弟姊妹们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或别的地方做仆人的工作。他们与邻近山谷中的劳动者属于不同的种族，后者过的生活是穷苦和艰难的，但似乎认为吉刻诺居民获得物质繁荣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①参看——例如——罗杰斯所著的《六个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第106—107页。
第五节 续前。
在这方面，被雇用的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城市现在对他和他的孩子总是开放的；如果他到新大陆去，他就可能比其他任何种类的移民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土地价值的逐渐上涨，以及土地的日见稀少，在某些盛行自耕农制度的区域里，势将遏制人口的增加，而在这些区域里，创办新的贸易或向外移民的进取心是不大的，父母感觉到他们孩子的社会地位将决定于他们的土地之多寡。他们喜欢人为地限制家庭人数的增多，对待婚姻很像是商业合同，总是设法使他们的儿子与有继承权的女子结婚。佛兰西士.高尔顿曾经指出，英国贵族的家庭虽然一般是很大的，但是，使长子与似乎是生育不多的家族的女继承人结婚的习惯，以及有时劝阻幼子结婚的习惯，已经使得许多贵族的家系断绝了。在法国农民中也有类似的习惯，再加上他们喜欢小家庭，使得他们的人口数差不多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以人口迅速增长的条件而论；似乎没有比新的国家中农业区域的条件更为有利了。土地很多，铁路和轮船运出土地的生产物，运回新式工具以及许多生活舒适品和奢侈品作为交换。所以，“农民”——在美国这是对自耕农的称呼——觉得大家庭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对他的帮助。他和家人过着健康的户外生活，没有东西会遏制人口的增长，而一切都是刺激人口的增长。外来的移民帮助了自然增加；这样，虽然美国大城市的居民中某些阶级的人，据说是不愿有很多孩子，但是，美国的人口在近百年中已增加了十六倍。①
①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自耕农的极端谨慎，已为马尔萨斯看出来了；参看他的关于瑞士的说明（见《人口原理》第2篇第5章）。亚当·斯密说，苏格兰高地的贫穷妇女常常生产二十个孩子，其中达于成年的不到两个（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贫穷刺激生育的概念是道布尔台所坚决主张的，见他所著的《人口的真正法则》。并参看赛德勒所著的《人口的法则》。斯班塞似乎认为，文明的进步自然就会完全遏制人口的增长。但是，马尔萨斯认为野蛮民族的生殖力比文明民族低，这个意见已由达尔文一般地应用到动物和植物界了。
查尔斯·布思先生（见1893年的《统计杂志》）把伦敦分为二十七个区（主要是登记区）；按照贫穷、人口过多、高的出生率和高的死亡率的顺序加以排列。他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