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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巷的炮弹烟尘，渐渐的稀薄，在西北风吹过天空的时候，眼前也出现了一片阴暗的云天。因为这儿的房屋已彻底地被炸光和烧光了，所以日军再轰过来的炮弹，也就是涌起一股白烟而已，大火已无法燃烧，也没有东西可以供它燃烧。
柴团长和高副团长在泥鳅巷的碉堡里，得了片刻的轻松，便都坐在地上，双手抱起膝盖，想打个盹儿。就在这时，余师长的电话来了，命令柴团长立刻派一个班，由华严巷经圣公会，增援城西北角小西门内的四眼井。
柴团长接了命令，就赶去春申墓，他与驻守春申墓的吴连长商量好，叫一名排长马上带一个班向西北方向赶去。
援兵在路上奔跑之时，听到喊杀声机枪手榴弹声，在小西门那儿掀起了狂潮，他们这才知道西门口突然吃紧了。
11月30日，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指向大西门和小西门，重点的重点，又是小西门。因为日军侦察到第57师的指挥部设在中央银行内，而小西门到中央银行的所在地兴街口，至多是一华里，是一条最短的直径，严格地说，小西门就是师指挥部的外围，所以日军为了要一举击毁守军的神经中枢，不惜代价，向小西门发起了殊死的进攻。
大西门小西门这两道防线，巷战以来****始终坚守着，没有让日军冲过来。此刻在小西门第一线的部队，是第171团第1营第1连，连长邓学志带了赖大琼、赵相卿、赵登元三个排长，都爬到了城垣上监督作战。
自28日起，敌人不断地炮轰、飞机炸、波状部队冲锋，到了29日下午，日军的炮位分成了三层，第一层是平射炮，第二层是迫击炮，第三层是山炮，三层炮都以24小时不间断地射击，他们想把小西门正面的一段城墙轰平。轰到30日拂晓的时候，敌人又放起了毒气。好在国军有了准备，都把洒了尿的棉花拿出来捂嘴抵挡了过去。放过了毒气之后，日军七八百人，就组织了十几个波状部队，向轰毁了的城基冲锋。
第2连连长方宋瑶，见情势危急，便率领全连士兵在西门右面作侧面射击。方连长的全连士兵，也就剩下了30多个人，大家不顾工事破毁，全露身在土堆外面，把步枪排成纵队，对着敌人的冲锋队伍，轮番齐射。
第1连排长赵相卿在29日一天，就向敌人作了7次逆袭，战到30日清晨，全排只剩了5个人，而且全负了轻伤，赵排长本人实际上是负了重伤，一条胳膊已被打断，但他忍着剧痛，用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自己。这时敌人冲上来了。5名受伤弟兄，一点没有更多考虑，也没等下命令，各自拿着身上最后的一枚手榴弹，拉开引线，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赵排长身上有两颗手榴弹，他先对敌人密集处抛出一颗，然后再拿起一颗拔开引线，连人带弹，奔到敌人群里去爆炸。
尽管国军士兵打得极其勇猛，打得艰苦卓绝，但终于寡不敌众，日军100多人，踩着双方官兵的尸山血海，冲进了小西门，这股敌人一直顺着大街，向文昌庙攻来。
文昌庙是小西门内的一个十字街口，向南的马路直通中央银行，论距离，最多是一百三四十公尺，像日军冲小西门的速度，只要10分钟就可以冲到第57师的指挥部门口。
但所幸国军在兴街口的工事，重重叠叠，做得十分周密，在文昌庙十字街口，有一座石砌的碉堡，通到中央银行的街上，全是覆廊工事，这样直接障碍了敌人的冲锋路线。
可工事虽然尚算稳定，兵力却极其微薄。在文昌庙碉堡附近据守的，是第169团第3营的残部，一共只有24人，而且一部分是受过伤的，在敌人气势汹汹的进攻下，实在很难抵御。
于是在碉堡内的第3营营长孟继冬，一面急电师部告危，一面亲自操机枪射击，令弟兄们跳出碉堡去用手榴弹与敌人死拼。余师长接到孟继冬的报告，立刻电令第2连连长方宗瑶率所部，下城去抄袭敌人的右侧面，他放下电话，又跑到指挥部门外，火速调集师直属部队里的杂兵30余人，和炮兵团的一班人，交第1营副营长刘昆率领，从残破的民房里钻墙穿壁，再去抄袭敌人的左侧面。
吩咐完毕，余程万叫传令兵通知特务连排长朱煌堂，调一排人在师部大门口外集合。他自己裹上绑腿，提了一支短枪，走出师部来。来到门口，他见那一排人已是荷枪实弹，挺立在墙根下，成双行站成一列。这时，文昌庙那儿的枪声喊杀声，已如海啸般地涌过来。余师长迅速地检视了一番弟兄们的姿态说：
“我知道朱排长和你们平素对我、对57师都很忠勇，可军人的事业最后还是在战场上见分晓，现在敌人逼近了师部，正好给你们一个立功的机会，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好自为之吧！”
言毕，余程万将手一挥，自己在前面提着枪，向文昌庙奔去。朱排长和士兵们，看到余师长首先赴敌，大家都鼓起了勇气，争先恐后向前冲去。朱煌堂多一个心眼，他和两名卫士，紧紧地尾随余程万两旁，寸步不离。
到了文昌庙，敌人的子弹是像雨点般地向街心射来。余程万被朱排长用身子护着，跳进最前的一段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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