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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在毛湾村外的山岗上像炒蚕豆似的“噼里叭啦”响了一天一宿，除了关注这激烈的枪声以外，隐匿在村里的老百姓紧张得似乎把什么都忘记了。天渐渐地亮了，东方露出一丝丝的白光，突然枪声停止了。随着这枪声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死一般的静寂。在心理上，打枪对老百姓的威胁，远不如田野静悄无息对他们的威胁大。因为战斗一结束，日本兵就要吃，要喝，要睡，要发泄，所以他们就要进村庄。入侵者进村庄，便无恶不作。
阴风挟裹残云，在低空中呜咽而过，失去巢穴的零鸟，在摇晃中的树枝、芦草间窜飞。短暂的沉默，预示着死神的步步进逼。孤立无援、躲藏在草垛、房后、牲口棚等一些地方的村民，瞪着惊恐万状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能够入村来的方向，他们凭感觉，知道血管里流动着异族血液的日本人，就在附近。
一个姓袁的少女，换上哥哥的蓝布衫，躲在自家后院的秫秸堆里。蓝布衫裹着的肉体，刚刚发育，散发着青春的诱人气息。她才脱离童稚的年龄，捉迷藏、扮鬼神对她来说都是并不遥远的事情，所不同的是，她此刻清楚地知道，游戏的恐怖只不过是逗起一种轻松的乐趣，而眼下的恐怖却不能跟随一场恶梦的清醒而烟消云散。真实的鬼魔即将闯进她的视线，刺透她的灵魂，使她永远无法摆脱，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紧紧压迫着少女稚嫩的心房，让她呼吸急促，浑身颤抖。
“叭勾——”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毛湾沉闷、窒息的空气，枪声未落，从四面八方冲来的日军士兵仿佛是从地穴里冒出来似的，潮水般地涌进了村庄。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大声呐喊着，咒骂着，狞笑着，扑向一家家的门户。
由于神经长时间的过度紧张，加之目睹日军进村、饿狼扑食般的凶残场面突发刺激，少女终于无法自控，像受惊的马驹般从秫秸垛里狂奔了出来，边跑边发疯般地哭叫。在少女的带动下，有一些精神崩溃的村民也不由自主地从各自隐蔽的地方窜了出来，跑到村子口的空场上，像没头苍蝇似的乱转。当场，就有几个被日军士兵的乱枪射死。
一群日本兵像野兽发现了猎物，跑过来合成一团，搂住了少女，并将她迅速摁倒在地。几双粗糙、乌黑的利爪抢着伸向少女简陋的衣衫，瞬间，少女便被剥得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少女在呜咽，她惊恐的眼睛瞪着一片苍白的天空，肥头大耳的脸庞趴在她身上破碎了这片天空，继而是瘦条脸、戴眼镜的脸、方块的脸……都一个接一个地占据了这片无辜的天空，肮脏的液体玷污了这片纯洁的天空。
日军士兵残暴地轮奸了这位中国少女之后，又用刺刀猛戳她的阴部，血染红了她身下的土地，直至气绝身亡。
天空在她的眼睛上方定格了。
少女的眼睛就像夏娃的后代亚伯那样凝视着上帝。
对于战争中这样毫无理性和人性的杀戮，“二战”后世界上有许多专家和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和论述。
美国人亨利·莫尔说：“那个时期，人们对于杀人这样的事情几乎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并且常常使用尽可能残忍的方式将敌人杀死。实际上，这种变态的心理在战争进行中是十分常见的，其潜伏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可能被敌人杀害的恐惧和异常烦躁地发泄情绪。此时，人的罪恶的本性暴露了出来，然后就像冲破堤岸的洪水，一发不可抑制。
“从表面看，那些杀人实施者充满邪恶的乐趣折磨、残害着那些被俘获的猎物，甚至违反人伦地把他们以各种方式处死；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那些疯狂的杀人者多是遵守伦理的普通人。是社会的法律约束了人类本性的残杀欲，一旦约束他们的东西消失了，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成杀人者，或者被他人杀死，而战争正是发泄这种残杀欲的最好场所。
“每一个战争期的士兵都希望多杀人。如果平民在战争中站立到敌人的立场上，那么也会毫无疑问地被他们所杀，这样，才可能从肉体上永远消灭敌对势力。”
莫尔的分析不无道理，从人性角度来看，的确存在一种恶的心理动源，来驱使战争中的非常态行为。
但笔者认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凶残，除人性根源之外，还不能排除一种民族之间的仇恨。最起码在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是充满了敌视情绪的。
“箭已离弦，射向残暴无道的恶魔中国。
“中国领土的保全全仗日本20余年的努力。对此恩情如何报答？得到的回答却是：日本从满蒙滚出去！杀死日本人！捣毁日本铁路！最后竟敢以暴力残杀中村大尉，炸坏铁路。这就是中国的真面目。
“被践踏，被殴打，被侮辱，终于为自卫而起，这就是日本军队此次的行动。此举若半途而废，接踵而来的只能是比以前更甚的侮辱。如此自卫手段，有何违反国际法规？”
这是昭和6年9月27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之后，帝国在乡军人会东京府市联合会发表的《我等之主张》，内中充满了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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