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藐视和居高临下的凌辱态度。
甚至，日本的小学生都在强烈地敌视中国：
“中国不遵守与日本签订的协定，还欺侮住在奉天一带的日本人，马贼搅得日本人不得安宁。听到满洲事变爆发，我想现在正是出动全部日本军队打败欺侮日本人的中国军的时候了。发生了满洲事变的事，我已经从妈妈和老师那里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没做坏事的中村大尉？为什么要破坏铁路？想到这儿心里真难受，又愤恨极了。有时夜里做这样的梦醒来再睡不着觉。大家准备慰问袋，送到前线去慰问士兵，日本人的这种诚恳的心意表现得明明白白。”(1931年10月16日《满洲日报》)。
1937年8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冀东植棉技术员安田正子控诉中国军队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文章——《空前的残暴，啊，不幸的通州，遇难妇女泣血说明逃出经过》：
“难忘的7月29日凌晨3点，在零星的枪声中听见有人敲门，我感到有些奇怪！但认为也许又是有人来要求，……门外，听见仆人在黑暗中同别人搭话，我正在感到不高兴时，突然传来隔扇和拉窗被踹倒的声音，十几个叛兵闯了进来。我和滨口先生的左右茂子抱在一起藏到床底下，这时我丈夫跑进来。危急中我正在暗自庆幸时，一发子弹飞来正中他头部，他在我眼前流着鲜血倒下了。血把我和茂子的全身都染红了。我们两个人在血泊中吓得快要昏了过去，如果被他们发现就不得了，我们一直躺着装死。茂子的妹妹奋勇反抗，用手提包打他们，被他们用大刀残酷地杀死了。……不久，房东跑来告诉我们日本军队来了。这时，我们的心情像登上天堂一样，这才知道我们还活着。”
当时这篇文章，犹如火中喷油，更加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感情。
纯朴的日本农村少女对于“膺惩暴决的中国军战争”深信不疑，在她的眼里，中国人全是该杀的恶魔，所以，农村即将投入农忙期的女子们，随着政府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断深入，作为国民的一员，满怀激情地要为国效劳支援前方。由于男人参军，为了在劳动力不足的农村百分之百地利用妇女劳动力，普遍成立了临时托儿所，以便让婴儿离开母亲。《信浓每日报》的家庭版上，特设“后方女兵”专栏，登载女子青年团“义务活动”情况：
大町女子青年团，为支前筹集资金，日前举办名画展览，所得100日元作以后的活动经费。20日访问了松本卫戍医院，向伤病士兵赠送了苹果以示慰问。
北安平村国防妇女会，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周的最后一天，制作慰问袋80多个，寄给本村参军的士兵。
北安神城村国防妇女会、女子青年团、援助军人会三个团体，18日起为本村军属照相，洗出后立即寄往前线。
在日本国内对中国如此好战的气氛中，如果说平时杀死一个人是杀人犯的话，那么在“膺惩”的战争中杀死几十个中国人就会被誉为英雄式的人物；假如到有能力杀死1000个中国人的时候，那么他将成为统帅大量军队的威严将军。
所以说在1943年冬的常德会战中，每一个日本军人都尽力发扬他们的“国民精神”，把屠刀砍向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
11月16日，日军占领了苏家渡街后的蔡家湾，大肆洗劫，鸡犬不留。一个老年妇女逃避不及被强奸致死；两个年轻妇女被轮奸成疾；码头工人蔡运和两父子均被乱刀砍死；农民蔡惠全的祖父，80多岁老人，被日军用皮鞭活活抽死；还有蔡昌保的父亲，亦被杀死。有个叫尹鹤丰的青年，被拉去挑担，夜晚逃脱回家，精神失常，每到深夜，梦魇惊呼：“日本佬来了，快……”
毛家大屋的毛立六老人，已七八十岁，日军强迫他挑80斤的重担，可怜这老人走路都感吃力，哪能担此重负？日军先用皮鞭抽打一顿，再用刺力乱捅，将他结果于大堤上。
梅家湾一个叫梅述林的老倌，65岁，被日军抓夫，挑六七十斤重担，走了五六里路，压得头昏眼花，倒在地上，被日军拳打足踢，关在苏家渡的渡船内，半夜钻洞逃出，匍匐爬行回家，遍体鳞伤，不久，吐血死亡。
枫树岗农民诸民辉被日军杀死，割下头颅，悬在枫树上，惹得乌鸦在空中盘旋啼鸣不已。还有一家夫妇俩带一个两岁多的小孩。日军闯入他的家，夫妇俩慌忙从后门逃跑，小孩睡在床上，未及抱走，日军士兵将一扇磨子压在孩子身上，无辜的孩童被压得肚裂肠露，当场毙命。隔壁一姑娘闻讯逃跑，被日军抓住，轮奸后剥光衣裳，丢入屋前池中淹死。还有一个孕妇遭日军轮奸后，流血不止而死。
日军袭入黄市港附近一个村庄，将5个老百姓绑在一起，再将一颗手榴弹挂在其中一人身上，然后强迫那个挂弹的人自己拉开保险盖，一声轰隆，可怜5个人惨死在一堆。
常德大河街的一名店员逃难到前乡，被日军捉住。不一会，日本兵又在押他的途中掳住一名少妇，正剥光衣服准备强奸，忽然发现女人身上长有疥疮，这时，刚巧又抓到另一个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