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决裂，于是莫斯科尽撤其重要的科技与各项援助。但是中国人民的磨难并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罢了。他们受难的十字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1955－1957年间农村的高速集体化；二是1958年的工业“大跃进”运动，接着有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恐怕也是20世纪史上人类最大的一场饥荒；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随着毛在1976年去世才告结束。
几场浩劫性的冒进，一般以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毛本人。他的政策，在中共党中央内部往往只得到勉强的接受，有时甚至面对公开坦白的反对——大跃进中便可见最显著的例子。他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才能对这些事做进一步的认识；而毛自己，就是其中最佳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与俄共不同，它们与马克思及马克思的思想，等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它是一场“后十月革命”的运动，是通过列宁才接触了马克思，或者更精确一点地说，它是经过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才知道了马克思。毛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看来几乎全部袭自斯大林派所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ory of t Course of 1939）。直到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始终未曾出过国门，其理念知识的形成，全是中国本土制造。但是即使是这种理念，也有与马克思思想接近之处，因为所有的社会革命梦想，都有其共通之处，而毛呢——毫无疑问具有十分诚意——正好抓住了马列思想中几点符合他见解的地方，用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然而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一个众人异口同声，意见完全一致的社会，“个人全面自我牺牲，全面投入社会集体，最终将止于至善……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秘思想”，事实上正好与古典马克思思想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论及终极目标上，后者的主张，乃是个人全面的解放与自我的完成（Scz，1966）。中共以为，一个人可以经由改造，产生精神的变革力量。这种强调心灵变化能力的看法，虽然是先后得自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意识知觉与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发挥得过火了。尽管列宁对政治行动决心的角色深信不疑，可是他却从不曾忘却现实——他怎么能？——他知道行动的效力，受到现实状况的局限；甚至连斯大林，也清楚其权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观意志”的力量无限，若不是以为只要愿意，人定可以移山胜天，“大跃进”这种过火行为，根本难以想象，又怎么可能发生？专家可以告诉你，什么事办得到什么事办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热，却可以克服一切物质障碍，意志力能够转变外物。因此“红”的意义，并不在其比“专”重要，而在它指出了另一条路。1958年间，中国各地同声掀起一阵热情高潮，这股热情，将使中国“立即”工业化，一跳跃过好几个年代，进入未来。而在末来，共产主义必将“立即”全面实行。于是无数劣等的自家后院高炉，纷纷投入了生产洪流；靠着土法炼钢，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一年之内加倍——到1960年时，甚至还真的增加3倍以上。可是1962年，却又跌回比大跃进之前还要低的程度。这些土高炉，只是转型中的一面。另有24000个“人民公社”，于1958年中短短不到两个月内成立；公社内的农民，代表着另一面的转型。这些公社，是道道地地十足的“共产”，不但将农民生活所有的内容都全部集体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内——如公社一手包办的幼儿园和食堂，解脱了妇女家务和育儿的操劳，反之，却将她们编成队伍送下田去——并以六项基本供应，全面取代农家的劳动所得与金钱收入。这六项供应是：粮食、医药、教育、丧葬、理发和电影。显然，这一套并不灵。不出数月，在众人的消极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极端的例子终于被放弃，不过一直要到1960－1961年间，天灾人祸一起造成了大饥荒（正如斯大林推动的集体化行动一般）方才结束。
就一面来说，这种对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实主要来自毛对“人民”的信仰：人民随时愿意接受转变，因此也愿意——带着他们的创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与发明能力——参与这项伟大的大跃进工程。基本上，这是艺术家浪漫的观点，就是这股浪漫心态，引导他不顾党内其他领导人士提出的疑虑与务实忠告，径自于1956-1957年间，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呼吁旧精英分子出来响应，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毛发起这个运动，是基于一项假定，他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或许已经在革命中（甚或由于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结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较欠佳”的同志所担心的一般，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证明众人对新秩序毫无一致认同的热情。毛心中对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于是获得证实；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信任，在十年文化革命中达到最高表现程度。十年之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停摆，原有的知识分子纷纷被送到乡间劳动。然而毛对农民群众的信任却始终不变，大跃进期间，在同样的“百家争鸣”（